【保钓岁月篇】从参加保钓运动到入职联合国中文处

联合国回忆录（部厅板块2）——文件笔译一

从参加保钓运动到入职联合国中文处

​作者：花俊雄（花俊雄，1973-2001年在联合国工作，联合国中国书会前主席）

我于1968年从台湾来美进入匹兹堡大学修读博士学位。1970年，美国宣布要把钓鱼岛（台湾称钓鱼台）连同其二战后托管的琉球群岛交给日本管辖，这引起我和众多其他台湾和香港留美学生的极大愤慨，我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对我们左翼的保钓人士来说，1971年有两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是9月21日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联合国示威游行；另一个是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1971年9月3日至5日美国劳动节期间，全美保钓人士在密歇根州安娜堡召开了“国是大会”。会议通过了5项决议：反对任何“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国际阴谋；所有一切外国势力必须自中国的领土、领空、领海撤出；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民自行解决；反对任何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政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5项决议当时引起了保钓左翼内部的很大争论，来自台湾的保钓人士认为“太左”，尤其是第5项，部分人士认为，只要通过这一条，势必吓跑来自台湾的群众，使保钓陷于孤立。但是来自香港的保钓人士及来自台湾相当部分左翼人士非常坚持。而亲自坐镇的台湾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夏功权“大使”一看情势一面倒向左，觉得事不可为，率国民党人士提早退场。因此，翌日，这5项决议以117票对112票的5票之差获得通过。会议还决定于9月21日，高举五星红旗，在联合国示威，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保钓示威游行历来组织严密，领导小组事先都有规划，谁当纠察，谁发表演讲，甚至喊什么样的口号都有指定。但9月21日联合国门前的示威，这些都付之阙如。事前一些主要人物如袁旂、李我焱等都收到恐吓信和子弹，所以那天的示威没有指挥者也没有规定的口号。因此，袁旂、李我焱等临时召集会议，提出谁如果因为当行动总指挥而失业或丢掉奖学金，那就由大家筹款给予补偿。在此情况下，我自告奋勇，缠上3个红袖标，当总指挥带领喊口号。游行队伍约750人左右，以10面毛主席像为前导，紧接着是一面由4人牵的大幅五星红旗。一路上高喊“打倒蒋介石”、“蒋介石滚出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等口号，士气昂扬，呼声震天。游行示威的场景第二天登上《纽约时报》头版。

2021年的联合国46街入口外（李丽摄）

1971年10月25日晚10许，第2758号决议获得通过。

联合国大会会场内的热烈气氛感染了当晚全美守在电视机前面的左翼保钓人士，我们也以啤酒联欢，庆祝新中国外交的重大突破，并以自己曾经为此略尽绵薄之力感到非常荣幸。

1970年，我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开始以“第一次中国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作为我的论文题目。1973年年初交出一份四百余页的论文，但因政治见解与论文指导委员会的教授发生龃龉，迟迟未获面试答辩。其间，我曾试图在美国的大学谋一教职，但都未能成功。我曾兴起回国服务的想法，但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负责与保钓人士联系的李文泉见面后，我改变了想法。他说，周总理有指示，文革尚未结束，海外留学人士，特别是学习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士，回国很难适应，在国内环境未准备好的情况下，还是在海外等待时机成熟后再议。我以就业困难相告，他就提议我考联合国翻译，我回答说：“万一考上了，我不是一辈子流落在外吗？”一语成谶，至今我旅居海外已达53年。1973年12月底，我到联合国报到，从此在联合国中文笔译处任职直到2001年退休。李我焱等许多“保钓”人士与我一样，也在这一时期加入联合国工作。

2021年的联合国43街入口外（李丽摄）

在中文处任职28年期间，曾出差十余次，足迹遍及欧、亚、非、拉各国，更藉回籍假走遍祖国大地。我常自我调侃：“Join the United Nations to See the Whole World”。我到联合国任职时，中国所缴纳的会费仅占联合国预算的1%左右，如今已达13%，成为第二大缴费国。1975年我第一次踏上大陆，当时中国社会清贫，但社会风气淳朴、干净。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就以湖南长沙为例，2015年我到长沙时，还没有地铁；2018年我再次到长沙，已经建成三条地铁线，一条磁悬浮。更令人赞叹的是浙江义乌这个连三线城市都列不上号的地方，居然有欧洲班列直通西班牙。联合国任职不仅提供了我稳定的生活，并且开阔了我的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