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传泰斗篇】我的妈妈唐笙

联合国回忆录（部厅板块1）——同声传译

我的妈妈唐笙

作者：唐华（唐笙，1947-1951年和1980-1983年在联合国工作，中国同声传译事业创始人）

我的妈妈唐笙2016年5月1日凌晨两点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一晃都五年多了，五年来我的脑海里还时常浮现她那慈祥的面容，还时常听到她那亲切的声音，还时常出现她的身影……亲爱的妈妈，您认真、执着、务实、低调的作风，善良、豁达、真诚、仁爱的为人，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作者唐华（左）与母亲唐笙（右），2014年摄于唐笙家中（作者供图）

我的妈妈出生于1922年4月，兄弟姐妹三人她排行最小，从小聪明好学，中小学上的是上海教会办的学校。194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44年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47年初毕业获经济硕士学位。之后她到了美国纽约，1947年考取了联合国同声传译处，任同声传译员。在联合国工作的日子里，妈妈遇到了她的心上人，我的爸爸唐建文。我的爸爸1919年10月出生于北京，在北京四中读中学，后随祖父、祖母去了法国，在法国读完高中后又在里昂大学读了经济学硕士和博士，之后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读了商务管理，取得了沃顿商学院的首届MBA，之后在联合国财务司工作。爸爸和妈妈于1948年在纽约结婚。1951年初，爸爸和妈妈带着一岁多的我，辗转欧洲，坐船一个月，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到北京之后，我们住在北京西单横二条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爸爸和妈妈马上全身心投入了工作，早上他们俩分别骑上各自的自行车一东一西，爸爸去位于台基厂大街的“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班，妈妈去位于甘家口的外文出版社上班。我一开始是坐上幼儿园的车去府右街幼儿园，之后去家旁边的西单小学上学。妈妈和爸爸晚饭后还在用英语讨论事情，后来才知道是妈妈正在为中国同声传译的建设做各种准备工作。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妈妈和爸爸工作更忙了，他们俩经常要分别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并担任翻译。听妈妈说，她和爸爸都曾经多次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并得到领导的肯定。虽然他们俩工作很忙，但对我在学习等各方面都还是严格要求的。我记得1962年我考上了北京四中，爸爸和妈妈都很高兴，在百忙之中回家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一起吃，爸爸还对我说，你也是我四中的校友啦！之后几年爸爸出国出差更多了，妈妈也更忙了，1964年妈妈还去河北衡水参加了四清工作队的工作。就在妈妈在衡水忙着四清工作时，我骑车从四中回家的路上摔倒，造成脑膜外出血，需要手术。那时爸爸在国外出差，外文局（系1963年在外文出版社基础上组建）电话打到四清工作队，妈妈接到电话即刻动身，连夜乘坐汽车转火车赶到了北京宣武医院。当我见到妈妈时，泪水止不住刷刷地流出来，妈妈安慰并鼓励我：“别怕，有妈在，一切都会好起来。”安慰完我，妈妈又赶紧找大夫，请大夫尽力把我的手术做好。当我手术后睁开眼看见妈妈疲惫的身影时，我一股暖流到全身，顿时有了信心和力量！宣武医院大夫医术精湛，手术做得很成功。在妈妈的细心照料下，我很快康复出院，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学习，半年之后参加了初中升高中的考试，顺利地考上四中的高中。

1963年3月5日唐笙（左）在《北京周报》创刊5周年活动上为周恩来总理翻译（作者供图）

1966年文革开始了，妈妈和爸爸都遭到了批判。在外文局，那些造反派说我妈妈是美帝派到中国的特务，说你们在美国纽约吃洋餐住别墅生活那么好却跑到中国来，不是特务是什么？那些日子外文局和“和大”机关的造反派还到家里抄家，抄走了许多东西。我那时刚上高中一年级，也被认为是“臭老九”的子弟，被另眼相待遭受歧视。到了1969年1月我和高中同班同学一起有十七人，下乡到陕西省延长县安沟公社朱家河大队插队。同年，我的妹妹唐苓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北大荒克山生产建设兵团。之后妈妈爸爸带着刚满10岁的弟弟唐盛章，下放到河南省汲县庞寨村，在外文局下设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当时全家被拆到了三处。1970年和1971年的春节，我和妹妹分别从陕西和黑龙江千里迢迢辗转汽车、火车，到河南汲县庞寨村里父母住的不到十平米的小屋，我们一家五口才短暂团聚。

1971年8月，周恩来总理发现在一些对外发行的杂志中出现很多翻译错误，就问“唐笙同志到哪里去了？”当得知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明确指示让唐笙同志尽快回北京重返原工作岗位，这样妈妈爸爸和弟弟才在1971年底陆续回到了北京。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妈妈和爸爸非常高兴。在1978年中国代表团去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外交部聘请妈妈和爸爸去联合国作了一个多月的口译工作。1979年初回到北京之后，妈妈又参加了北京外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外交部等有关单位与联合国合办的外语训练班的组建工作。这时，外交部征求我妈妈的意见，问她是否愿意去联合国工作一段时间。妈妈立刻表态，非常愿意把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翻译技巧为国家做贡献。外交部的有关领导和部门经过了解和研究，给妈妈和爸爸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找到既需要又合适的工作。推荐妈妈担任同声传译处中文组组长，推荐爸爸以专家的身份担任行政与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中国代表，这样父母俩于1980年初再次回到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工作。这次他们俩在纽约工作了三年多。那段时间我已经离开了延长县安沟公社朱家河生产队，1972年底分配到宝鸡石油机械厂当了5年工人，1977年底恢复高考，我考取了位于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飞机制造专业，1978年初开始了我四年大学本科学习。这段时间我和父母的联系是通过写信，将信送到外交部信使队再转到纽约联合国总部。从妈妈的来信中我了解到，他们俩在联合国工作非常忙碌，作为组长的她身兼双职，既要做行政管理工作，也要做同声传译。妈妈信中说她很高兴，她在这里结识了许多年轻有为的新同事，又见到了许多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工作很充实。

三年多的时间很快过去了，1983年父母又回到了北京。那时我也毕业并分配回到了北京工作，见到妈妈爸爸回来格外高兴。妈妈很关切地询问我离家十三年在陕西插队、当工人、再考上大学的经历。我们经常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那情景至今难忘。

尽管1983年妈妈已经61岁了，但她仍然回到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那时妈妈已担任中国文学杂志社的副总编辑，但她仍然亲自翻译文章。到了1991年，国务院聘任妈妈为国务院参事。妈妈在担任国务院参事的十年间，继续保持她认真、执着、务实、低调的作风，积极参加教科文卫组的各项活动，多次到基层调研，并认真参与撰写调研报告和建议，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好评。我记得那十年间，妈妈虽已经年过七十，但仍然精神抖擞，经常去外地出差调研，我时常提醒她要保重身体，她总是微笑地说：“能用自己多年的经验和一技之长为国家做一点事情是多么令人高兴呀。”

2001年妈妈卸任国务院参事，当时已经79岁的她，才真正进入了退休生活。退休后，妈妈仍然坚持每天阅读英文书籍和报纸。2000年11月爸爸因病逝世对她精神上打击很大，坚强的妈妈还是挺过来了，她除了坚持阅读，还每天坚持自己出去走走。那时候我和妈妈已经不在一起住了，但是每个周末都和夫人一起去看妈妈，还开车带她出去吃饭、聊天。那时妈妈才对我讲一些过去的事情，我们母子的情感更加深厚。不幸的是2010年4月妈妈在一次自己出去买面包时摔倒了，我和夫人马上过去，赶紧将妈妈送到北京医院，经诊断是股骨头粉碎性骨折，立即在北京医院里做了手术，当时妈妈已88岁高龄了，手术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我很担忧。万幸的是手术很成功，住院三周后出院回家养伤。那段时间我们夫妇每天去看望妈妈，推着轮椅带她出去，搀扶着她逐步地练习站立、走步。一年后才基本恢复正常，但是由于年事已高，需扶拐杖行走了。从妈妈2010年第一次摔倒至2016年第二次摔倒去世，这六年间是我与妈妈相处时间最多、也是我们母子俩感情越来越深厚的日子。我们时常英语对话，谈国家形势，谈人生经历，彼此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妈妈还时不时地纠正我的一些英语发音错误。回想那段温馨的时光，有妈妈在真好！

2012年4月10日唐笙（左三）与家人庆祝90岁生日，左二为本文作者唐华（作者供图）

2012年，妈妈被国家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颁发该奖项的中国翻译协会表彰妈妈是“新中国同声传译事业的开创者”。当外文局的领导到家里给她送奖牌时，妈妈还是谦虚地直说还是让年轻人吧，让在场的人感动。我觉得妈妈一辈子就是这样谦虚、低调，只讲工作不图回报，默默奉献的人，是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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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ade: 1980s

1980年代：唐笙和联合国的“译训班一代”

被誉为“新中国同声传译事业开创者”的唐笙曾两次任职联合国。1951年，在联合国担任口译员的她辞职回国，在一些重大会议上指导和担当口译工作，填补了中国同声传译事业的空白。已故的中国外文局前局长林戊荪曾介绍说：“1952年我国举办亚太和平会议。这是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主办国际会议，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唐笙指导我们一些年轻人进行英语口译工作，并在筹备时认真传授经验。那时人们从未见过口译设备，是她向工程师介绍口译箱的原理，然后建成必要的设备。会议期间，凡是难做的口译工作，均由她承担。她无愧为我国英语会议同声传译的创始人。”1980-1983年，唐笙重返纽约联合国总部，任联合国同声传译处中文组组长。她还参与了北外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的组建工作。1980年代入职联合国担任口笔译员的年轻同事大多是这一译训班的学员（见部厅板块第3篇和第4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