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事务篇】我为联合国安理会工作

联合国回忆录（部厅板块5）——政治事务

我为联合国安理会工作

作者：张雅莉（张雅莉，2006年进入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

2010年是我人生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我拿到了国际政治博士学位，同时来到了联合国秘书处的安理会事务司工作。说起安理会，大家脑海里浮现的一定是那个标志性的马蹄形圆桌和似乎总也开不完的会议。初到安理会事务司工作时，以为自己的工作便是坐在那个为世界所熟悉的安理会会议厅里，与世界首脑一起近距离地参与会议，当时心里还隐隐地有些激动、充满了憧憬。参加第一次会议时，我和同事来到了会议楼二楼我们的办公室，这才发现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我们的办公室与安理会会议厅隔着一条长长的通道和一道大门，与安保办公室毗邻，好像安理会会议厅的前哨。开会时中间的那道大门会关闭，大门外侧的小厅里有沙发、电视，后来才知道这间小厅叫静室。很多时候静室里要么站着等候正式会议结束去参加磋商的人，要么是会议的编外人员在等候自己的上司或同僚。静室也通常是安理会会员国与没有受到会议邀请的非会员国之间交换意见、第一时间传达会议消息和内容的地方。走进那道大门大约五米，左侧才是安理会大厅，右侧是稍小、见方的磋商室，走道的尽头则是安理会当月主席的办公室。安理会会议厅、静室和磋商室分别是挪威、德国和俄罗斯给联合国的礼物。

安理会会议厅外土耳其捐赠的南代表休息厅，左边墙上为土耳其赠送的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和平条约《埃及-赫梯和约》的复制品，前方墙上为乌拉圭送给联合国的画作《楚伊的渔夫》（张雅莉摄）

没有想象中的高端配置，四台不算太新的电脑，外加一台复印机便是我们全部的装备。在司里工作久了才知道当年自己的想法有多不切实际。很多时候安理会会议厅里都是众多名人济济一堂，但我和同事们早把那颗要追“星”的心忘到了爪哇国，最怕的噩梦就是会议的钟声响了，但手里赶在最后一秒定稿的主席的程序发言提纲还没复印好。而无论是发言提纲还是会议议程，无论是提纲上与会者的头衔还是会议编号，任何哪怕微乎其微的错误都会在镁光灯下经过聚焦被无限放大，只有当主席主持会议的棒槌落下，会议正式开始后，卯足的劲才能稍稍缓一缓。印象最深的是2014年安理会举行的一次难得一遇的首脑峰会，讨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问题，问题牵涉面广，涉及当时80多个国家，且又在9·11纪念日前后。会议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主持，因为会议正好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与会者有几十个政府首脑和部长级人物，以及潘基文秘书长，加上他们的随行人员，与会者众多。会议厅里除15个理事国的坐席以及原本就供非安理会会员国旁听使用的红色坐席外，会议厅后部供新闻以及其他人员旁听使用的蓝色坐席也被利用起来。同时除少数代表团之外，大多数与会代表团只允许三名参会人员。即便如此，会议当天会议厅里也是人山人海。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到这么多的世界名人，但自己却是第一次没了八卦的心，匆匆地进匆匆地出，一如我的同事们。

在熟悉了自己的工作之后我渐渐地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办公室会在安理会会议厅的外围。安理会事务司有三个核心的任务——协助安理会日常会议，处理各制裁委员会相关的事务，并提供与安理会相关的咨询与研究。如果会议的翻译、逐字记录员、以及实录转播人员都是战斗在会议“前线”的工作人员，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工作则是在幕后、为会议做着各种前期准备，诸如协助主席起草会议的程序发言提纲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协调邀请会议的发言人、为联合国日刊撰写会议纪要等等。甚至在会议开始之前的几个月里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协助主席制定当月的工作方案草案了。会议进行当中我们有可能会接待突然出现并要求参加会议的非安理会会员国，而我们则需要视情况做出相应的应对，并随时与主席联系以确保在经许可时对会议进行调整。同时我们也相当于一个幕后的“智囊团”。安理会的十五个理事国中有十个是非常任理事国，每两年通过联大选举产生。为保持安理会工作的连贯性，这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是间差开的，也就是说每年都会产生五个新成员。每个会员国对安理会工作的了解都参差不齐，于是答难解疑、提供历史惯例以资参考并回答各种咨询就成了我们日常工作的一个部分，而咨询的内容也五花八门，从怎么邀请发言人、怎么确定发言人的发言顺序、哪一个会议中参加的会员国最多，到历史上安理会通过了哪些关于清除地雷的决议，以及是否可以在安理会决议中引用联合国大会的决议等等。

在司里工作最深的体会便是外交无小事，平日我们可能觉得无关紧要的事在安理会这个背景下就变得非常重要而敏感，譬如会议的发言以及发言顺序一直是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的讨论重点之一，也是衡量安理会工作是否公开透明的一个标准。经过历年的积累和演变，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在《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的基础上逐步改进和完善，其中也包括怎样确定发言顺序的工作程序，不同的会议类型采用不同的方式来确定会议发言顺序。譬如在公开辩论中，除了安理会会员国和特邀发言之外，非会员国的发言顺序以报名先后为准，记得以前会员国为了争取靠前发言的位置，会在接受报名的当天凌晨12点准时发传真或电邮给我们，如果因为网络原因或传真故障，我们没有在同一时间收到报名申请，就会引来不少无谓的争端，后来这种在凌晨12点开始报名的做法就废止了，改为在工作日9点开始接受报名，以回函确认为依据，从而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而其他会议的发言顺序有的会以抓阄来确定，我们有个棕色的木头盒子，每次开会之前当月主席就当着我们工作人员的面从盒子里抓阄，来一个个确定发言的顺序。有一次当月主席不小心抓起来两个纸团，对不起，公平起见，他又将纸团放回去重抓了一次。如果在一场会议中既有安理会会员国又有其他成员国发言，按照惯例一般是安理会成员先发言，然后才是被邀请的其他会员国。针对这一做法，经常有非安理会会员国在讨论安理会工作方法的公开辩论上呼吁，让安理会允许会议讨论中涉及的国家优先发言，以便能更好地听取这些国家的意见立场，从而让安理会的讨论更富有包容性。毫不夸张地说，小小的一个发言顺序可以写出一本书。这里的介绍仅仅是冰山一角。

像诸如发言顺序这般虽小却重要的工作方法和惯例以及各种惯例的例外形成的先例，在安理会的工作中不胜繁多，并不是每一个会员国都对此了如指掌，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他们有问题的时候协助他们，尽力做到像一个活动的“安理会百科全书”，回答各种关于安理会的问题，支持安理会的正常运作。正因为在安理会这种事无巨细、凡事都需要严阵以待的工作经历让大大咧咧的自己变得“谨小慎微”，大到一篇咨询研究报告、小到发送一封电子邮件都会强迫症一般再三核实，这大概就是我们的职业病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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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反恐委员会执行局的故事

作者：于志亮

随着21世纪的来临，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日渐猖獗，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2001年美国“9·11”恐袭发生不久后，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1373号决议，规定193个会员国需履行具有约束力的反恐义务，一个全新的机构——反恐委员会——也随之诞生，中国是反恐委员会的15个成员国之一。随后，安理会组建了反恐委员会执行局（执行局），主要负责协助反恐委员会的工作以及评估193个会员国对于安理会反恐决议的执行情况，通过分析评估结果，提出指导建议。

2014年，我入职反恐委员会执行局，这也是我通过G to P考试后的第一个专业干事职位。作为信息管理干事和执行局信息与通信技术专员，我近距离感受到了联合国反恐工作的紧迫和挑战。同时，我也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执行局搭建和维护各种信息系统，使业务工作变得更加安全、有效、可靠。

入职伊始，我便迎来了不小的挑战。执行局彼时的文件管理系统已不能满足日益增加需求：系统缺少记录保留功能、对涉密信息的保管不符合联合国数据安全要求、用户界面繁乱、许可协议费用及维护成本高。此外，执行局还有海量的纸质文件，其中部分文件仍有保留价值。这些纸质文件被存放在一个个上锁的文件柜中，从中翻找信息耗时费力，繁琐异常。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先从需求入手，着手研究现有系统，与执行局内各项目主管当面沟通，测评与推荐候选系统，编写了项目报告，提交给领导批准。我在执行局的主管领导来自欧洲，身材魁梧，眼神坚毅，是主管执行局行政与信息处的D1级官员。他待人诚恳，善于沟通，被我亲切地称为“安老板”。

在“安老板”的批准和支持下，我马不停蹄地着手撰写项目实施计划书，一步一步有序地实施系统。首先，我的团队搭建了一个数字文件自动转化平台，通过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将有保留价值的纸质文件自动转换为可识别的数字文件并保存。其次，我和联合国信息和通信技术厅等其他部门合作，商定系统实施和数据迁移的技术细节与时间表。最后，我组织执行局近50名同事参加新系统的培训，编写用户手册，并一对一解答同事的问题。随着新版文件管理系统顺利上线，信息查找的效率翻了一倍，自动记录保留功能符合联合国文件存档要求，涉密文件的保存遵守联合国数据安全要求。新系统上线一段时间后，不断受到同事们的好评，我也欣慰地松了一口气。

执行局内有两大支柱，一个是我所在的行政与信息处，另一个是集合了众多法律专员的评估与技术援助处。该处通过专业评估工具，监测及促进会员国执行安理会反恐决议。我的其中一项工作是为评估与技术援助处的同事们提供评估工具模板，同时维护管理一个基于线上数据库的商业智能系统。待同事们完成评估后，将评估结果输入系统，系统自动将信息分类保存进数据库，并按照事先建立好的数据模型，生成含有信息图表的报告。随后，执行局的领导将报告的内容编辑汇总，由执行局的执行理事，定期在会议上向反恐委员会及委员会的15个成员国汇报。一次，我陪同“安老板”出席会议。所有成员国都一致肯定了执行局的工作成果。中国代表发言时，结合中国的反恐经验，对反恐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同时也感谢了执行局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作为一名中国籍的职员，能为委员会做出微小的贡献，坐在现场的我内心有一点自豪。

2014年，两名乘客用窃取来的护照冒用他人身份登上马来西亚航空MH370航班。这个安全漏洞为全球反恐敲响了警钟。反恐委员会反应迅速，与国际刑警组织及国际民航组织在纽约召开了一场高级别公开简报会，一起解决证件伪造和身份认证等问题。参会人员包括成员国代表、媒体和其他国际组织等。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先生、反恐委员会主席雷蒙达·穆尔莫凯特女士、反恐委员会执行局执行理事让－保罗·拉博德先生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罗纳德·诺贝尔先生出席会议并讲话。我作为执行局信息管理干事，负责会议中通讯与信息技术的统筹管理。这项职责需要执行人细致缜密，因为在如此高级别会议上稍有纰漏，就会产生负面影响。会议开始前，我和会议管理部等部门开会，敲定会议当天的技术细节，进行全面系统测试及商讨备用方案。会议开始前，安理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向执行局提交了两份演示幻灯片，拟在会议中播放。在审核信息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不适宜公开的多媒体内容。我及时向领导请示并提出修改建议。最终，我的建议被采纳。经过我和同事们的通力合作，这次高级别会议圆满成功，结束时大家的掌声，也是对我和同事们最好的鼓励。

2014年于志亮（左二）在反恐委员会高级别公开简报会上（作者供图）

在联合国工作的十余年间，我深切的体会到联合国在全球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和保证人权等方面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联合国工作的各国职员，很多人智慧过人、能力出众、经验丰富。很多人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努力奋斗了一辈子。作为一名中国籍员工，我也见证了祖国的逐步强盛和在处理国际事务上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与担当。记得刚入职时，一位前辈对我说：“作为一个中国籍联合国员工，在工作中要认真努力，不能给中国人丢脸”。直到今天，这依然是我的工作准则之一。我会一直牢记前辈的话，与各国同事一道，继续在专业领域内，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