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译人生篇】两度担任联合国译员的经历——兼忆联合国译训班点滴

联合国回忆录（部厅板块3）——文件笔译二

两度担任联合国译员的经历——兼忆联合国译训班点滴

作者：朱海鸣（朱海鸣，1984-1989年、2011年至今在联合国工作）

1971年10月末的一天，联合国这个名称第一次走进了我这个初一学生的意识。一天晚上同学们集合在食堂，听老师宣布重要消息：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小小年纪的我们，也明白这其中的重大意义，不禁欢呼雀跃！联合国这个高大上的名称从此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那一刻距今已整整五十年啦。

后来，我高中未毕业就和几个同学不顾学校和家长的劝阻，前往陕北延川县插队落户当了知青。1977年我从农村回到北京，备战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开始是奉父母之命要考理工科，但临考试前一个月，一位同学来串门，说她要考英语专业，这下子激发了我的灵感，心想自己在中学最热爱、最拿手的科目就是英语，所以当即把志愿改成了英美文学。好在爸妈并未反对。这是我特别庆幸的一次选择，亦是日后能成为联合国译员的一个关键起点。试想当时如果学的是我并不擅长也不喜欢的理工科，后来肯定少不了烦恼，更不可能在我钟爱的翻译职业上得心应手、胜任愉快了一辈子。在方向选择上，我碰巧走了这一回正路，但后来又走过一回弯路，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弥足珍贵，也是我常常跟年轻学子们讲述的人生真谛。

1981年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就读三年级时，联合国第二次来华招收译员。同学林国健问我报名不？我说恐怕很难考上，还是不报了。他说怕什么，大不了去体验一下嘛！这句话成为我走上联合国译员之路的又一决定因素，是它鼓励我决定报考，结果几关皆过，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第三期的学员。真多亏了这位比我大几岁且睿智的老同学。

译训班这一期的学员都是来自各个大学的尖子，有至今仍在联合国总部担任资深译审的袁德新（我在广外77级的老同学老朋友），有日内瓦办事处笔译科资深译审唐可青，有总部高级口译员陈峰、胡茂亚、林华，还有现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张卫）、著名政论家高志凯、原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我的室友）等人，可谓藏龙卧虎、个个争先。学校为译训班配备了英语教学界的顶级教授，包括教文学阅读课的夏祖煃老师、教英译中课的高厚堃老师、教中译英课的熊德輗老师、教口译课的戴显光老师等。这些大师学养高深、教学严谨，使我们接受了不可多得的优质训练，进一步奠定了日后作为联合国译员的良好功底。在此特向老师们表达深深的谢意！

1983年第三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毕业照，第二排左三为朱海鸣（作者供图）

译训班从第三期开始实行两年学制。第一年大家口译笔译兼学，第二年则分为一半人专攻口译、一半人专攻笔译。到了分科时节，我自知口译成绩欠佳（第一年大家都刻苦练习同声传译，我因为谈恋爱耽误了不少时间，练得很少），对于获选学口译不抱希望。最后去办公室看分科结果，自己果然不在口译名单里。然而有趣的是，这份名单是铅笔写的，仔细看有个名字是用橡皮擦擦掉的，正是我的名字。就这样，我与口译员生涯失之交臂。不过，后来才发觉这是塞翁失马，因为就自己的特点而言，还是干笔译合适多了。又是一次幸运的转折，但并非自觉的选择，只有日后碰了大钉子后才有了觉悟。

1984年8月，我和同班的盛胜同学乘泛美航班抵达纽约，到联合国总部中文笔译处担任译员。那天车行至皇后区大桥时，来接机的袁德新同学指向远处一个砖块样的大楼说那就是总部大厦了。当时没想到自己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几乎全部都将在此渡过。头天上班来到23楼两人一间的办公室，见一位学者风度的中年人在座。他就是我在中文处头五年相处愉快的香港籍同事吴文超先生。（这里又有个小插曲：见面时吴先生指着我的办公桌说，你这个座位的前主人是刚离任回国的崔天凯，这样我和崔学长失之交臂了，遗憾。）吴先生热心于中国文字拉丁化改革，后来经常跟我聊这个话题，我想他若非担任联合国译员，很可能在相关领域大有建树呢。另外，同事中多有来自港台地区、在理工农医及历史文学等领域学养甚高之士，因缘际会让他们干了一辈子联合国译员，我猜其中一些人未必长于此道或乐于此道，也许在其他专业上会更有建树亦未可知。同时，他们中也有刘大任、郭松棻、张北海等人业余从事散文和小说创作，成了颇有名气的文学家。后来我们译训班毕业来联合国工作的同学有好几位在离任后进入其他学科深造并走上个人喜爱并擅长的职业道路，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其中有曾在高盛从事投行职业的风险投资家孙强、在达维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的张新华、2014年被《中国法律与实践》评为“年度最佳国际交易律师”的凯易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彤，还有前述的高志凯、张维为（张卫）两位成绩卓著而名扬海内的国际问题专家。另外，秦亚青这位老成持重、学养深厚的同学从译训班毕业后并未到联合国工作，而直接要求去外交学院搞研究，结果成为著名的国际关系学家，担任了外交学院院长，还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上过中美关系课呢。

就我个人而言，在所选职业的合适性上却与上述这些同学相反。我1989年第一次任满后也学习并从事了别的行业，但事实证明自己更适合作一名职业翻译，因为它才是我最喜爱且最擅长的专业。这个宝贵结论是付出了大代价才得来的。离开联合国后，大多数同学都选择在美国上研究生院深造，我也不例外。然而我对学什么专业却是茫然的。因为看到有同学上商学院学习金融专业，我未多考虑自己是否喜欢和擅长此行，也选择了这条路，并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录取攻读国际金融及商业管理MBA学位。这是一个让旁人羡慕的机会，我自己也不无欣喜，然而这是很肤浅的，因为它并不适合我的特点和长处，那些课程学起来感觉味同嚼蜡，加之要求甚高，吃力不讨好，使我身心俱疲，甚至患上了抑郁症。然而我咬牙坚持，最终获得了学位并进入纽约的大银行从事金融职业，包括大型企业融资业务和债券评级业务。之后将近十年里，这个职业我越干越不是滋味，简直是度日如年的感觉，最终只能退出了该行业。

那之后我重操旧业，与人合伙办起了翻译公司，才发觉自己还是深深喜爱这个老本行，干起来得心应手，乐此不疲，所提供的翻译产品和服务深受客户欢迎，生意越做越红火。这个过程让我对职业选择的重要性和原则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那就是：人一定要选择自己喜爱和擅长的专业，而切莫糊里糊涂随大流，或者追求一些外在的目标，诸如名利等等。兹事体大，关乎健康，关乎幸福，不可不察。我自己没有一条道走到黑，尚能悬崖勒马、亡羊补牢，殊为幸运。

2018年联合国大会前夕朱海鸣在联合国总部游客广场（作者供图）

从事自营翻译业务近十年后，我在老同事赖惠女士的提示下再次报考总部中文处，并于2011年如愿以偿重返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再来一段小插曲：考试当天与一位年纪轻轻的考生聊起来，他听说我二十年前就在中文处当译员后愕然道，连你都来考试，我们怎么考啊！）从那时至今，又是十年过去了。对我而言，这是勤奋工作的十年、愉快胜任的十年、充满成就感的十年。处里常把一些急件要件如秘书长致辞等交给我来完成，体现了对我工作的时效性与质量的肯定和信任。我还担任了实习生项目的协调人，为培养中文处的潜在接班人作出了贡献。明年（2022年）就将退休了，我为自己能将联合国笔译员作为一辈子的主要职业而感到欣慰、自豪！

2017年朱海鸣在位于阿尔巴诺大楼五层的办公室（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