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of page

【逐字记录篇】八九十年代中文逐字记录科琐忆

联合国回忆录(部厅板块4)——逐字记录

八九十年代中文逐字记录科琐忆

作者:徐琳(徐琳,1989-2013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


最近翻出来一张拍摄于35年前的老照片,中文逐字记录科(Verbatim reporting)几位老同事和我在午餐期间来到联合国花园微笑合影。望着一张张熟悉又亲切的面庞,回想起当年团结合作的美好时光,我们为1986和1987年两届联大以及安理会会议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以说,那个年代是改革开放以来比较好的时期,即保持了之前时代的优点,后来出现的缺点也还没在社会上蔓延。加之科里同事大都是联合国译训班前后期的同学,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里,彼此都充满了信任、关心和真心。无论是华侨老同事,还是国内来的译审以及各位学长,都给予我热情的帮助和指导,令我至今感佩于心。


本文提及的老照片,从左到右为:管汉宸、本文作者徐琳、马杰先、范存恒、王观声、金炜和邱嵘(作者供图)


逐字记录科的工作


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前,逐字记录处里并没有设置中文科。因为窃取中国席位的台湾当局代表并不关心中文在秘书处几种正式语文中的地位,也不重视中文翻译工作,以至于联合国开会时,口译同传可以不出声,联合国很多文件没有中文文本,逐字记录就更不需要了。


自从中国代表团于1971年重返联合国之后,这些状况都必须改变。中国代表出席联合国的各种会议均用中文发言,并仔细阅读译成中文的各种文件,各种决议草案也都必须译成中文后才能付诸表决。代表团还派员出席与秘书处各中文部门同事沟通的会议。而中文逐字记录科则是直到1983年译训班第四期同学毕业后才成立,而他们这一期是联合国译训班里唯一一期具备同传、笔译和逐字记录三种文凭的毕业生!第四期学长们作为中文逐字记录的开拓者,等于是让中文在国际舞台上扬眉吐气!他们有的是高考学霸,也有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优秀工农兵学员以及高校直接从高中生里选拔免费就学的外语苗子。后者和另外一批同时被选拔公派去英美留学的中小学生到底有多少人,至今都不为大众所知。可见当年为加强对外交流是多么重视培养外语人才!


第四期学长里,南方人大都温文尔雅,北方人则比较幽默大气。他们的班长高鸣江,就是比较典型的北方人。我和他有好几次一同从位于十二大道的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住处,沿着42街走到在一大道的联合国总部上班。他一路上和我海阔天空地聊天,话题广泛而深刻,他的生死观当时就令我耳目一新。后来他在联合国中国书会春晚一连当了十年的主持人,热情洋溢,妙语连珠,也不是偶然的。


说到逐字记录科的工作,需要笔译的文件劳动强度之大,工作量之多,实属惊人。如果安理会开两个小时的会,15个理事国代表旁征博引、慷慨陈词或唇枪舌剑,最后累计会有数万字需要立即翻译出来(如果加上联大一委裁军会议文件,工作量就更不得了),而第二天一早必须把安理会发言逐字逐句的记录译文送到各国常驻团手里。也就是说,我们10个左右的翻译同事每人每天要做4到5份文件(我们把一份文件称为“一个take”),而且既要翻译得好,又要足够快。另外,我们还要轮流坐到安理会马蹄形会议桌中间的长条桌旁听会,每人半小时(后来改为一小时)。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后来这个长长的办公桌撤走了,逐字记录科的同事们全部退居幕后,从而更加突出了安理会15个理事国围坐在马蹄形会议桌前的独特景象!


说到联合国中文逐字记录科和中文笔译处这两个中文业务部门所翻译文件的区别,主要是:一、从文件形成的过程看,逐字记录的文件起源都是口头发言,而中文笔译处的文件则一般都是书面语言文件;二、从涉及的领域看,逐字记录集中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联大全体会议、联大第一委员会(主管和平与裁军事务)会议和安全理事会会议的发言,而中文处的文件范围更广一些,联合国工作的所有领域几乎都能涉及到;三、从文字风格看,逐字记录的文件口语化句型、礼貌用语和客套话比较多,也经常引经据典掉书袋。在安理会辩论时,前后发言者经常针锋相对,语句比较敏感,翻译时必须注意字斟句酌,以及同一主题的用语连贯。相比而言,中文处的文件书本气浓厚,上至天文气候环保,下至地理农工商学,包罗万象不一而足。无论是中文处的笔译员还是逐字记录科的报告员都是联合国专业人员,相同级别,相同待遇。


逐字记录科的老一辈


那张合影照片里有从国内来的译审,也有华侨主管和译审。对我帮助最大的当属老华侨同事范存恒,我们都亲切地叫他“老范”。合影照片中的他,身材不高,面相如佛,慈祥可亲。我出差时,他已从中文处资深译审位置退休,返聘到逐字记录科帮忙,就坐在我的小格子间前边,向他请教真可谓“近水楼台”。他的改稿总是恰到好处,还时不时表扬说我们这些年轻人译得好。


老范曾在德国学医,但不是鲁迅先生那种弃医从文,而是兼学别样,通古博今,人称范医生。但午餐时,他常常就在餐厅买个汉堡包配炸薯条和健怡可乐。这似乎不符合范医生这个名号啊!他喝咖啡从不放糖,一小包糖精却必不可少。看上去,除了西服革履,他的吃穿用度相当简朴,而当我们举办节庆聚餐时,他一定拿出几百美元慷慨赞助!老范的公文包里总是有一本文学杂志,等文件时就拿出来读,还在上面圈圈点点做眉批,标出错别字。难怪他那么了解国内文坛情况,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及其著作了如指掌,语言文字素养也相当不凡。他办公桌的抽屉从不上锁,告诉大家可以自取阅读。我们打开一看,都是当年国内著名的文学杂志,有《收获》、《人民文学》、《小说月报》、《十月》和《花城》等等。一问,说是自费订了好多年了!大伙一听都惊呆了!

老范曾两次请我到“枫林阁”餐馆吃烤鸭,那里从老板到服务员都跟他很熟!一次还请了翻译公司一位也来出差的同事,另一次是听说我的公公婆婆来探亲,一定让我家老许带他父母一起来聚餐。席间,祖籍崇明大户的老范与二老相见甚欢,畅谈上海往事,感叹新旧对比。后来,我们都感觉老范看问题有大局观和历史眼光,分得清是非曲直,并衷心赞美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

老范很善于从人际交往和文学作品中,捕捉新的事物,发现新的世界。当他得知联合国有几位华人同事也在集邮,就欣然和大家分享他从建国初期就开始集新中国邮票的心得,简直是如数家珍。其收藏之早之全,令这些集邮迷们叹为观止。他主动提出可低价让给这些集邮爱好者珍稀邮票,大家又惊又喜。他出让的70年代末发行的小型张因“物以稀为贵”而依然价值不菲。老范的正直善良、仁义大度以及独特魅力,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如何做人的影响既深且远。用“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来形容他,是最恰当的。我们都非常爱戴、敬佩和想念他!


逐字记录科的学长


如前所述,逐字记录科的学长们或温文尔雅或幽默大气,对我们临时出差来的同学都十分友善。但对我帮助最多的学长,那必须提到邱嵘。我们俩的友谊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北外译训班时,我们就认识了,因为第四期的第二年和第五期的第一年是重叠在校,并同在一层楼上课。也因为我大姐曾在广州工作多年,邱嵘家在广州,他的夫人小康和我有共同的北京朋友,我们两家的女儿又都跟中芭首席艺术家于老师学跳芭蕾,因此有比较多的共同话题。在我两次来纽约出差期间,从查找资料到咨询词汇,久别重逢的邱嵘都给了我及时热忱的帮助,令我至今充满感激,难以忘怀。


1989年3月,我收到了联合国的聘书,但在那年的暮春初夏,出国手续办得是一波三折。而纽约那边的住处,却得来全不费工夫,还是因为有邱嵘。


和前两次出差住在总领馆吃住行一切无虞的情况不同的是,这次我们新同事一行几人只能在纽约总领馆过渡一下,就被要求出去租房住。而那时的我们,这些来自社会主义祖国衣食住行无忧无虑的公务员,就像是一下子被抛在了外星球的异乡客,傻傻的,简直乱了方寸。此时,我的学长好友邱嵘拿着钥匙出现了,他早就给我租好了一室一厅的公寓!还替我交了订金和一个月的租金。我不记得是否当场就还给他钱了,但可以肯定地说,我的钱包里没有那么多美元。

这个公寓位置佳,宽敞明亮,客厅很大。于是,我们一行好几位同事都过来打地铺。经过这个缓冲,大家都租到住处了。后续事项,包括开银行账户、办理入职手续、办医疗保险、甚至在没办联合国出入证时必须有人跑到大门口接我们等事务,也都少不了邱嵘的帮忙。


接下来一连串的事情,简言之就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经历了中国籍国际职员薪资待遇体制改革的交替阶段。根据国际惯例,有关财务政策和职业发展规定均做出调整,其他历史遗留问题也在逐步解决中。而我们这些经历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同事,初来乍到的感觉像是一下子变成了个体户似的。生活中的麻烦事也跟着出现,如何应对态度恶劣的房东,哪里生活便利度高,小孩入学以及夏令营的可靠选择等等,都是在朋友的帮助下以及我们的不断适应中,找到了解决办法。


我们都搬到当地社区居住之后不久,听闻邱嵘被诊断得了重病,很是揪心。在1991年8月31日他离开人世前两个星期,我和老许又去看望了他。此时,他已经过化疗和放疗,其中痛苦常人难以想象。见到我们,他的精神还是不错的。他是那样爱家庭、爱孩子、热爱生活,非常坦诚地跟我们聊天。他不幸去世后,小康表现得特别坚强,拉扯女儿茜茜长大,也喜欢跟我们分享育儿心得。在有关部门帮助下,小康作为特例,也入职联合国。处里领导安排老许对她进行了业务辅导。她的生活逐步走入较为正常的轨道,工作上急起直追,为联合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在她生病后,选择了提前退休,但不久也追随丈夫而去,我们都感到非常悲痛。


疫情前的那个清明节,经中文口译科沈关荣学长召集,来自中文逐字记录科、中文口译科和中文笔译处30多位译训班同窗和老师、同事和家属捧着鲜花相约来到在纽约上州的公墓,在沈学长主持下,举行了庄严肃穆的悼念活动。逐字记录科的两位学长和我回忆了与邱嵘在联合国译训班的同窗情谊,以及在联合国总部共事时的感人点滴,有同事和我都不禁流下了热泪……


望着那张蓝天白云下联合国花园里拍摄的老照片,回想起80年代一起为中华崛起而发奋读书以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奋斗的日子,能有逐字记录科老前辈和学长好友伸出无私的援手,给予贵重的关怀,心里涌起感激和思念,是无以言表的。值此庆祝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50周年之际,谨以上述文字记录三十多年前在逐字记录科难忘的人和事以及那纯净美好又波澜起伏的岁月!



Comments


Post: Blog2 Post

©2021 by UNSRC Chinese Book Club 联合国中国书会

bottom of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