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回忆录（大事板块10）——新冠疫情

逆疫前行的联合国同传

作者：陈峰（陈峰，1991年至今在联合国大会部会议和出版司口译处中文口译科任职）

2020年1月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时，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感到其威胁。联合国系统中除世卫组织以外的大部分机构和部门也是如此。2月中旬，联合国一部门还发通知说，在大楼里不必戴口罩，除非自己患流感或感觉不适。结果，尽管唐人街和法拉盛的华人已纷纷开始戴口罩，但联合国大楼里无一中国职员戴，怕太过显眼。2月底，我还被派往牙买加参加国际海底管理局的第26届年会，各国与会代表如云。谁知3月初回到纽约总部后，情况急转直下。3月10日起，联合国纽约总部向参观游客关闭。随即，古特雷斯秘书长宣布3月16日起，联合国总部大楼关闭。那个月正好是中国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在13日还主持了一次安理会正式会议。紧接着，联合国大楼里的各种正式会议戛然而止。

技术攻关，远程服务

疫情开始在全球各处肆虐，许多工厂、商店、学校和旅游景点纷纷关闭，但地球还在转动，许多地方战火仍在燃烧，民生还需救助，联合国的一些关键部门和工作一刻也不能停。在这方面，秘书长起到了很好的身先士卒作用。他冒着生命危险，在疫情头几个月纽约已成为重灾区的情况下仍坚持每隔一天进大楼办公一天，更多时候是在办公室通过电话或视频等方式与各国领导人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及部门保持沟通。早在3月12日，他就主动邀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对中国在抗疫方面的进展表示祝贺，感谢中国对处境困难国家的援助，希望继续深化同中国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合作，期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领导力。由于疫情，我是在家里通过三方电话为此次通话提供交替传译的。

开初几个月，由于同传平台技术跟不上，并且安理会各理事国对远程翻译会议的保密性缺乏信心，各代表团只好自行在网上举行磋商会，打破了七十多年来一直依靠同声传译进行沟通的做法。许多委员会和其他机构也纷纷将会议减少、缩短或延后。

我们口译处急各会员国之所急，马不停蹄地测试由国际几大会议平台提供的软件，包括跟设在日内瓦、维也纳和内罗毕几个工作地点的同事跨洲测试这些平台，并成立专门工作小组汇集大家在测试中发现的各种问题和提出的改进建议，向这些翻译平台公司反馈，帮助他们不断进行调整改进，甚至是重新设计，以确保每一位翻译在家里都能顺畅、清楚而准确地提供同传服务。其实，近十几年，远在实地的一些秘书长特使、特别代表或维和团团长等因时间紧迫，有时也通过视频参会向安理会通报，但往往效果不佳，甚至讲话不时中断。面对严重的新冠疫情，为保证各会员国在联合国的工作不中断，即使条件不足，我们创造条件也要上。最终经过技术鉴定并考虑价格等因素，选中了Interprefy公司。社会上广泛使用的Zoom虽然价格低廉，但由于保密度不够，迄今未被联合国采纳，除了在青年大会和开发署等机构举行的一些公开会议上破例同时使用，主要是照顾民间组织代表和广大听众。

会员国对不间断举行会议进行工作有很强的需求和渴望，联合国管理层对此也格外重视。为了解决口译们个人拥有电脑制式和新旧不一，影响线上翻译质量的问题，即使是在2020年因疫情影响各国经济、缴纳会费骤然剧减而使联合国财政危机雪上加霜，不得不冻结人员晋升和招聘的情况下，上层还是破例给纽约总部约120名英法西俄中阿六个语种的口译都备齐新的ThinkPad手提电脑和专业耳机，同事们也在家里转用能提供最高网速的公司和计划，并在会上同时使用自己的电脑查询文件。大家经过专业培训后，就纷纷上阵了。远程会议也叫虚拟会议（virtual meeting，video teleconference或VTC），使用的翻译方式是远程同传（remot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RSI）。开始使用的主要形式是dispersed mode（分散翻译远程会议），每一位参会代表和口译都各自居家或在单独的办公场所在网上参会发言或提供同传服务。

知难而上，峰会频频

2020年5月28日，联合国举行疫情暴发后的首次高级别会议，讨论发展筹资问题，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考虑到会议的级别和重要性，又考虑到当时纽约市正属全球疫情重灾区，各国领导人无法专门前来。为保证翻译的音响质量和完全不掉线，就采取了一种co-location（集中翻译远程会议）的办法，即各国领导人和代表各自在本国、常驻代表团或家中发言，翻译们则进会场翻译。为了保证声音传送质量高和不间断，除常驻纽约的代表之外，鼓励在自己国内发言的领导人提供事先录制好的发言视频。只有秘书长和两位主管副秘书长及2-3名助手进入面积不大的第八会议室主持会议，14名口译分别进入三个会议室连接起来的14个翻译间，再加上会议、文件干事和在联合国执勤的警卫，估计整个联合国39层大楼及大院也不超过100人，大家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除每人都戴口罩以外，联合国每层楼的关键部位都装有洗手液瓶子，有专人清洁，每一名口译都备有消毒用湿纸巾，进同传厢后都要将口译机、耳机、桌椅和门把认真擦拭一遍以上，有些同事甚至还戴着手套，桌上铺一层自带的一次性塑料布，以防不测。预计大会要连续开六小时，翻译因劳动强度比以往更高而改为每两小时换一班。前一班翻译做完后，错开时间离场，下一班的翻译要等30分钟才逐个进入接班，中间间隔时间由专人喷雾和擦拭设备。第三班亦然。即使有这种相对严密的措施，大家当时还是胆颤心惊，害怕被传染，所以是靠自愿报名作为“敢死队队员”进入会场的。我本来年龄已超60，按联合国公布的规定属优先照顾对象，但作为资深译员，在这个关键时刻当然要打头阵了。但说不怕，那是假话。不过，会前在第八会议室门口遇到秘书长，他还平易近人地跟我打招呼。我想，连他老人家都豁出去了，我又算什么呢！这次会议异常成功，后来在联大多场高级别会议和京都预防犯罪大会都如法炮制，甚至不断改进，反而促成了联合国的各种高级别会议数目在疫情期间打破纪录。在保障措施充足到位的情况下，大家悬着的心也逐步放下一些。

疫情期间的第四会议室同传间（陈峰摄）

以往，但凡出席联大或者联合国纽约总部召开的会议，都必须专门飞往联合国总部或会议现场，费时费钱费事，且极不容易协调安排，对纽约市或会议主办地的交通也造成一定影响。出于这个和其他原因，中国国家主席或总理通常都是几年才到访联合国一次。新冠催生的新远程会议模式反而大大增加了高层参会的机会和频率。例如，光是2020年一年里，习近平主席就在线上分别参加了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联大一般性辩论、联大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和气候雄心峰会五场活动（还不包括联合国专门机构世卫组织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并发表事先录制的视频讲话，还于9月23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实现与古特雷斯秘书长的会见。

我有幸为习主席的其中四次发言担任同声传译工作。出于保密原因，在会前不久才能拿到外交部翻译司提供的英译稿，且由于中英文句子的顺序和长短不一样，往往是中文相当简练，英文的音节则要比中文多出很多。另外，原译文笔译风格和顺序跟我们平时同传使用的顺序推动方式不尽一致，不时出现倒装句，但中方从首都提供的译稿原则上是不宜改动的。这种情况下，既要跟在主席发言之后读译文，又不能严重滞后，还要保持语速平稳，更要保证在会议现场发音准确、语调镇定和语流舒畅，而且一大早就要驱车赶到联合国会场外取稿再转交秘书处和其他语种的同事，确实压力不小，每场会议的前一晚都睡得不踏实。我事先利用其他相关材料认真进行跟读练习和模仿英国口音练习，争取既听清主席的发言，出英时又不受中文读音节奏的影响，保持英文自有的抑扬顿挫和风格。通过努力，算是比较幸运地顺利完成了这几次任务。

2020年9月尼日尔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也以视频方式举行“新冠疫情后的全球治理”首脑会议，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也是以远程方式在北京参会，但在会上直接发言。我们接到的任务也是在纽约这边跟读会前才收到的国内翻译稿。后来，王国委又几度出席联合国高级别会议。由于联合国使用的Interprefy会议平台上每个发言的代表只能使用一个频道，所以大家、包括全球听众都只能听到中国国内翻译的英文及通过联合国翻译接力转译的法西俄阿文，而王国委的声音则无人可以听到，中文需要我们联合国的翻译根据他的中文发言稿，再结合中国外交部翻译口译的速度和反映出来的实际发言时所做的增减和临时改动译回中文，以照顾中文听众。这是中方的一个新做法。这种方式在2021年5月中国再度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更是发挥到极致：15个理事国重返联合国大楼开部分实体会议，王国委仍通过视频主持了两次安理会公开会议。不过，改用这种方式之后，听众们、包括联合国的翻译就无法听到平时所熟悉的王国委铿锵有力的原声了。

由于视频会议所提供的便利，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等其他机构也纷纷举办平日少见的高级别会议，邀请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各主管领域的部长参会。因此，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中国财政部长刘昆、科技部长王志刚（在联合国科技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多利益攸关方论坛）、农业部长韩长斌和一些副部长罕见地分别参加联合国的各种高级别会议，并在他们事先录制的视频讲话播放时提供英文翻译。

遇到这些重要会议，我们沿用并发展了co-location meeting的做法，即主席和翻译在会议现场，以保证最佳音质和不掉线，而其他与会代表则在自己的办公室、家里乃至国内网上参会和发言。后来又发展了第三种远程会议形式——混合会议（hybrid meeting），即少数关键代表和翻译到现场参会，其余代表、专家及听众则远程参会或观会。

2021年2月中下旬，日本出现第二波疫情，原已从2020年4月推迟至2021年3月7日至11日在京都举行的第14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只好从现场会议临时改为65年来首次通过在线和现场双轨方式举行。由于时差关系，就由我们纽约总部在本地时间晚上为京都每天上午的会议提供同声传译，而京都下午开会时，纽约早已进入后半夜，遂由维也纳办事处的口译同事于他们的大清早继续提供翻译。我们事先进行了彩排，会间始终密切无间地合作，使大会得以顺利进行。没有了旅行的需要和障碍，参加这届大会的会员国居然有152个之多，打破了此前的记录，还有600多名专家及若干联合国机构和研究所的代表参会。

健康问题，尚待解决

不过，经过一年多的实战，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专题讨论会邀请的专家、各国在首都家里或办公室发言的代表和越来越多获邀参会发言的民间社会代表由于各地的网络系统发展水平不一，电脑和手机新旧程度各异，加上绝大多数人都没配上较好的话筒或带麦小耳机，结果经常造成声音质量太差，发言断断续续乃至完全消失，严重影响了翻译质量甚至会议的进行。加之，会议平台的流量有限往往导致口译耳机里的声音失真严重，翻译不得不把耳机音量放到最大，由此产生的杂音对听力神经和整个大脑造成相当严重的影响和伤害，翻译的劳动强度和压力大大增加。为避免过于疲劳，保护翻译的身体健康，经反复论证研究、上层批准和各会员国同意，平时每场实体会（in-person meeting）三小时的标准同传时间在远程会议时只好缩短为两个小时，或每个语种再增加一名翻译轮换。即使如此，我每次会后都觉得比做平时的现场会累得多，头有点晕晕的，像自己约38年前在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初学同传时由于不会分配精力和苦练过度而脑袋空空。有时会后什么事也干不了，睡又睡不着，相当难受。我对付这种情况的唯一恢复办法是到家附近的林间小道步行一个半小时，方得舒缓。

当然，就目前的技术水平和与会代表的认知和装备程度而言，远程会议翻译还有诸多问题，尤其是因分配的音频限制和发言代表的设备普遍不理想而导致声音失真、断断续续或完全掉线；会议减少的互动性，代表多数带稿，因会时压缩而在主席规定（通常是2-3分钟）的时限内飞快阅读，包括不少稿子也没有提供给口译；需要一边翻译，一边同时使用多个不同设备和方式跟同一语种同事乃至十几人的翻译团队及代表保持实时联系；无法获得文件干事直接分发的纸面文件而要自行上网寻找文件，等等。我本人和同事们普遍反映的体验是，远程会议要比现场会议累很多，需要恢复的时间也更长，不少其他语种的同事还反映有头疼、头晕、耳鸣、美尼尔症、失眠、忧郁等身体不适的反应，甚至要看医生，包括心理医生。远程同传对翻译的身心健康所造成的问题和长期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论证，但毋庸置疑，它在过去一年半新冠肆虐的情况下保障联合国各机构会议和工作得以持续不间断地进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之，过去一年半在新冠疫情严重肆虐和不断反扑的情况下，95%以上的联合国员工都居家办公，而我们口译作为骨干员工（essential staff），通过不断尝试和改进新办法，甚至在最危险时期也冒着生命危险亲临现场工作，保证了关键会议的正常进行，确保联合国这个国际大平台在应对全球各种挑战和危机方面持续发挥作用，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同时，由于安全措施得当，从2020年5月底首次重返联合国大楼到笔者截稿之日（2021年9月初），我们纽约总部口译处约120名正式翻译和有时进来服务的三十多名临时翻译尽管前十个月都没有疫苗可打，但无一染上新冠病毒。这在美国这个疫情重灾区确非易事，也是不幸中之万幸。2021年6月，秘书长宣布7月6日起所有员工每周至少需有一天回办公大楼上班。鲜为人知的是，我们已经坚持进总部大楼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了！

2021年7月陈峰在经社理事会会议厅同传间为安理会实体会翻译（照片由作者提供）

随着纽约地区疫苗注射的推进和各国代表团对现场会议需求的增加，从2021年5月中国又一次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起，一些会议已逐步转为代表到场的实体会议，但往往每个国家只限一名代表，而且需保持六英尺以上的距离。因此，一场较多国家参加的会议，即使出于防疫需要每国只限派一名代表到场出席，往往就需要占用三个会场才能容纳所有与会者和14人翻译团队所需的14个同传厢（中文和阿拉伯语各3人，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各2人）。

从2021年8月起，大部分会议已陆续转为集中翻译远程会议，不少会议、尤其是安理会和联大甚至大都转成实体会议，而且会议数量有大增的趋势。但是，尽管联合国总部大楼有16个备有6个同传厢的大小不等的会议室，但通常同一时间里最多只能开4-5场实体会和集中翻译远程会议，还有一些会议仍需要我和同事们在家里提供远程同传。但只要疫情持续下去，我们还会继续跟设备提供商研究改进方案，一如既往地争取提供高质量同传，为国际多边外交对话和谈判提供不可或缺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