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回忆录（大事板块2）——柬埔寨和谈

“五常”筹划柬埔寨问题的全面解决

​作者：胡茂亚（胡茂亚，1990年进入联合国工作，先后在曼谷的亚太经社会和纽约总部任职）

总部设在泰国曼谷的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其语文科规模很小，四个语种，中、英、法、俄，分成四组，每组统管“口笔打”，口译（3）、笔译（3）、打字员（2）、资料助理（1），加上组长一共10人左右。只要有会，口译便为会议提供同传服务，闭会期间，也得做笔译。每年4月有个为期五至七天的亚太经社会年会，每月有个半天的常驻代表例行磋商，平均每月还有一个为期三至五天的实质性专题会议，某些年份还有经济社会领域全球性会议的亚太区筹备会，偶尔也会碰上前来泰国海滨胜地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的副外长级磋商，也就是本文要讲的故事。

机会难得

在亚太经社会工作刚满一年，就碰到了联合国系统内同传译员一辈子可遇不可求，充分展示才华的难得机会。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法、苏、英、美）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的副外长级磋商，1991年9月初在泰国海滨胜地芭提雅举行，为期两天，共四场会。这是筹备同年10月在巴黎重新召开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的最后一次副外长级磋商。柬四方首脑，包括西哈努克亲王和洪森代总理，也参加了第二天下午的最后一场会。西哈努克讲英文，虽口音较重，并不影响其摇头晃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自比“大力神赫克里斯（Hercules）”，叱咤风云，力挽狂澜。刚满39岁的洪森则十分低调、不动声色、少言寡语，说明其善于审时度势，尚能清楚意识到其后台已经靠不住了：时值前苏联8·19政变和12·25全面解体之间，基本上回天乏术。

在“五常”撮合下柬四方就组建新的联合政府达成协议。会后不久，西哈努克亲王于9月14日率领由柬四方组成的柬埔寨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其间，包括安理会“五常”在内的参加巴黎会议的18国外长和联合国秘书长代表与柬最高委员会成员就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达成了最后框架协议，为巴黎会议的脚本开光盖印。10月23日，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定在巴黎签署，标志着延续13年之久的柬埔寨战乱从此结束。

1991年9月初胡茂亚于五常磋商会议间隙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同传箱（图片由作者提供）

“五常”磋商

之所以难得，不仅仅是见证光辉的历史，而是所有这一连串重大国际活动中，对同声传译而言，最受考验的不是联合国总部给巴黎会议的最后脚本轰轰烈烈地背书盖章，也不是按脚本隆重上映、有18国参演的巴黎大片，而是泰国芭提雅的“五常”副外长级磋商。这样的磋商，自己没有脚本，而是为巴黎会议商定最后脚本，艰苦谈判中的唇枪舌剑，别说译好的讲稿，就连没译的讲稿，哪怕只言片语的表态口径，一个字没有！

因为是筹备巴黎国际会议，在芭提雅举行的“五常”副外长级磋商是由法国召集的。为节省开支，就地聘用同声传译，中文厢只聘两位，而不是通常的三位。

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分管亚洲事务的副外长徐敦信。法文厢的口译同事对他的评价是“此人厉害！反应敏捷，一点不吃亏，对手话语中哪怕隐藏一丝暗刺，他都不会放过，立即做出精准回应”。给我留下的印象也的确如此。当然，这也间接认可了同传的质量，因为外文是由中文厢为徐同步传译成中文的，徐的回应也是由中文厢用英文传译出去的。口译如果做不到完整准确，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谈判内容既全面又详细

军事层面，从红色高棉武装的整编（integration）、缴械后的集结点（cantonment）、如何清理武器窝藏点（weapons caches），到各种武器种类，什么“迫击炮（mortars）”、“榴弹炮（howitzers）”、“高射炮（anti-aircraft guns）”、“自行火炮（self-propelled artillery）”、“多管火箭炮（multiple rocket launchers）”、“火箭筒（RPG）”等等，几乎无所不谈。政治层面，从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权力机构（UNTAC）的职权范围到1993年的选举制度，到底采取“领先者通吃（first-past-the-post）”还是“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等等，周密而细致。

第一天上午的会议，开头进展顺利，徐副外长多次发言，恰好都在我的30分钟轮岗时段内。随着会议的继续，我的搭档，中文厢的唯一队友，听着徐的发言大概觉得难以招架，当徐在我队友的30分钟轮岗时段内请求发言时，队友发怵了，示意我接过话筒……

我毫不犹豫地打开话筒，把徐的发言传译成英文。此后，无论在我还是在他轮岗时段内，只要徐副外长发言，都由我负责中译英。

倒也谈不上什么“团队精神”，纯粹一种工作嗜好，根本不计较做多做少，就觉得这个我行，就愿多多表现，满足嗜好；如果碰上当天这样非我不可的情形，那就更添几分刺激。什么样的场面都能知难而上，迎头直面，难道不像其他同事那样担心砸锅吗？确有十分把握吗？真能做到百分百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吗？自己也讲不清，还是义无反顾，迎面而上。万一出现突然卡壳的情形怎么办？没听清，没听懂，或者恰巧撞上认知盲点，并非毫无可能，依然无所畏惧。为什么？因为自信满满：如果连我都可能卡壳，换个人又怎么可能幸免？这种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从不畏缩。别人推脱的，我想都不会多想，甚至都不必硬着头皮，就知道责无旁贷。

柬埔寨问题，中国是主角，西哈努克亲王的坚强后盾。徐副外长频频发言，义正辞严，但没有讲稿。口译除了会前可以参考一些有关柬埔寨和平进程的历史资料外，现场没有任何发言稿，连谈话要点或表态口径都没给。同传的表现获得了中外代表的一致好评。会后，中国代表团团长亲自与我们握手表示感谢和赞赏；法国主席还特别致信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对口译的出色表现深表谢意。

傅莹讲了一个故事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特别助理傅莹（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副外长），每逢会议茶歇就来找我切磋交流，非常认可我的同传水平。傅莹曾是外交部翻译室的高翻，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口译，在北京时曾有过合作。交谈中，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就这同一个副外长级磋商，上次会议曾在欧洲某地举行，聘请了当地的中英同传，可是每当徐副外长发言，口译说完“Mr. President（主席先生）”之后就开始磕巴，翻不下去，不得不当场撤换。可是换来换去还那样，说完“Mr. President（主席先生）”就语无伦次。没办法，当时跟着徐副外长参加会议的特别助理陈明明只好钻进同传厢专门负责把徐的中文发言译成英文，把陈给累得够呛。

傅莹的故事也让我深信，中国代表团的赞赏和法国主席的感谢信，并非完全客套。尤其是法国主席，更有一个姿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主席的罕见姿态

两天的磋商，中英同传的表现基本上可以大言不惭地用“天衣无缝”来形容：没有砸锅，没有卡壳，没有漏译，也没给傅莹这样的行家留下任何纠错或提词的机会。直到接近尾声的时候，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政治协调员，傅莹用中文宣读了为本次磋商草拟的共同对外表态口径。

当她念到“本次磋商取得了重要进展”时，我翻成了“This round of consultations has made important progress”。此时傅莹轻声补了一个英文单词“significant”，意思是说，她在文案中用的是“significant”，而不是“important”。因为这个共同口径是她用英文起草的，傅莹觉得字字珠玑。放在如今微信时代，本可事先把英文稿传给口译，而当时就没这么做的惯例，连中文版都没给。这也间接佐证了代表团对口译素质的信心。

就在傅莹发言结束后，法国主席提醒道，“咱们最好不要修正口译的措词，他们只管给我们翻个大意，咱们听懂就行，反正具体措词最终还是要以白纸黑字为准”。主席如此袒护口译，提请代表不要修正口译措词的姿态，这辈子就碰上这么一回！实在太罕见了。

硬骨头会议的五大特征

像这样为期两天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柬埔寨问题副外长级磋商，有别于联合国系统其他会议的地方有五大显著特征：

（1）范围小。就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中译英权重高于任何其他联合国会议，至少是1/5，而不是平常安理会的1/15，更不是大会的1/193。

（2）级别高。在职副外长，而不是大使级。级别越高压力越大，金口玉言、字字珠玑，来不得半点疏漏。当然，联合国系统也常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与会，但往往是按脚本上演的大戏，无非照本宣科，口译只管跟着朗读现成的英文译稿便是。因此，这里的“级别高”特指——

（3）完全无稿同传。不仅没有讲稿，也未提供任何谈话要点或表态口径。

（4）磋商内容具体而详细。不只是几次务虚表态，而是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务实谈判。

（5）所涉议题中国关注度极高。事关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事务，如朝核、缅甸、印支三国、印巴冲突等，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中英同传的压力也就水涨船高。

在联合国系统，也有其他艰巨的专题会议，如国际贸易法、海洋法、国际制图、方案预算、科技促发展、金融、保险、环保、人居、裁军、人权、安理会（尤其是中国轮值主席的那个月）等等，各有各的难处，但同时满足上述五大特征的硬骨头会议应该不多。

后记

“柬埔寨四方联合政府”中的“四方”是指（1）象征王权的西哈努克亲王，（2）洪森为首的人民党，（3）名义上以乔森潘为首的“红色高棉”（后逐步退出历史舞台），（4）西哈努克之子那拉烈为首的奉新比克党。中国当时力挺西哈努克主导新政，由西哈努克任国王，他儿子那拉烈与洪森共同主持政府工作，一度实施“双首相制”。“红色高棉”因迫害过西哈努克，两家也是水火不容。中国顾全大局，以力推西哈努克为首的联合政府作为折衷方案，中和了越南扶持的洪森一家独大的局面，当时能算是一个胜利。同时也是越南在失去前苏联撑腰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当然，时过境迁，识时务的洪森如今也成了中国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