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回忆录（大事板块3）——世纪宝鼎

我所经历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双边外交活动

作者：陈峰（陈峰，1991年至今在联合国大会部会议和出版司口译处中文口译科任职）

1980年底，我抱着出国和从事外交翻译的冲动，不知天高地厚地报考刚创办了一期的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由联合国、中国外交部和教育部三家合办，设在北外）。居然连续闯过三关，被分入两年班学习，毕业后称为第三期毕业学员，同学们以“黄埔三期”自嘲。1983年夏我从译训班毕业后，被外交部分配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担任大使翻译、礼宾和调研工作四年半，回国后调入翻译室，在时任英文处处长杨洁篪和副处长徐亚男手下工作。1991年1月17日，我到联合国总部正式报到，担任同声传译，一干至今就是近三十一个春秋。

作为代表团口译首次赴联合国

但凡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人，大都知道联合国是专门从事多边外交的机构，而联合国作为各国之间双边外交的重要平台作用则往往被媒体和大家所忽略，况且这种双边外交活动通常是悄悄进行的。这种活动虽不大为人们所知，却十分重要，有时其实际意义甚至超过在媒体镜头之下的多边外交场合的讲话或公开报道的活动。1990年秋，我在办理联合国入职手续期间，有幸参加了中方的一系列重要活动，恍如昨日发生，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那是第45届联大峰会期间，我作为钱其琛外长所率中国代表团一员到联合国纽约总部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和儿童问题峰会等，身份是代表团政治顾问，主要任务是担任中英文交替传译。此前不久，我已收到外交部干部司国际机构处转来的联合国通知，招我到纽约总部任职，并已完成体检等手续，就等着一纸调令了。所以，报到前能去实地看看，亲眼目睹自己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多边外交舞台并首次访美，我当然是格外高兴了。

钱部长的日程安排得很满。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长行程长短不一，而且还有自己的各种活动。因此，钱部长的会见安排需要随行礼宾官和代表团礼宾秘书很高的智慧、技巧和与各方联系。钱部长的会见通常每场限半小时，而且是一个紧接一个，没有喘息之机。我记得，排得最多的一天有15场活动，其中需要我担任英文翻译的就占了13场（另两场用法文翻译），包括下面要谈到的时长近3个小时的晚餐工作会。钱部长的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当时英文翻译只有我一人，还要倒时差，也是相当累的。联合国作为多边外交的场所，有二十余个大小不一的会议室，但是却基本没有适合会员国单独会见的小房间乃至空间。幸好中国通过内部关系用上了安理会静室旁只能勉强坐7-8人的不结盟运动专用磋商室（NAM Caucus Room）。只要不结盟运动不用，中国基本上就可借用，甚为方便，其他代表团对此都羡慕不已。（大概从2000年开始，联大峰会期间，联合国在游客等候大厅里用一些木板临时隔出一些无顶小隔间，供各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满足了部分需要，但隔音情况较差。）

2019年波兰装修后的不结盟运动磋商室，墙上的画作为《热拉佐瓦沃拉的肖邦故居》（肖沌摄）

通常的安排是，钱部长在小磋商室里不动，前来参加会见的各国领导，不管是总统、总理，还是外长，则按预定时间轮流前来。往往一场会见尚未结束，下一位“来宾”就已在外面等候了，衔接得很紧。按外交礼节，本来是很讲究级别对等的，但钱其琛虽身为外长，不少国家的总统、总理也一样前来，平起平坐地交谈。很多国家在会见中请求作为安理会五常之一的中国在一些问题上给予大力支持。30年前，中国实力还没有现在强，在多边外交方面也不如现在主动活跃，但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眼中却占有如此重要的分量，这也是我首次耳闻目睹，使我深深体会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所处的举足轻重的位置和中国所肩负的责任，而这种由中国人民在二战中浴血奋战、流血牺牲赢得的国际地位、优势和影响力，是通过《联合国宪章》正式固定下来的，是永久存在的。这种无声但现实存在的软实力往往超过无数长篇檄文、雄辩的辩辞乃至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对外宣传力量，理应得到更多重视和发挥。

其中一些时段甚至连不结盟运动专用磋商室都订不上，只好利用门外的静室或走廊，或是联大大会堂后侧的“白厅”（也称“印尼厅”，因里面有一条印尼赠的白色长条沙发而得名）举行会见。“静室”其实不静，那里都站着别国的代表在安理会磋商室外等待交谈，所以基本只能由两位对话者加翻译和记录员坐在一起，其他陪同人员就不太能听清谈话内容了。

钱部长在这一届联大的双边活动中还有一项创举：由中方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外长和拉美地区的里约集团近十名外长/团长举行两次双边会谈，破例由联合国提供同传。通过加强沟通，既提高了效率，又表示了对地区性集团的尊重，更关键的是拉近了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距离，尤其时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导致中东局势紧张，当时南美一些国家跟中国关系还不算密切。这两项成功的安排在后来每届联大都延续了下来，唯一不同的是后来中译英改由中方自己带来的翻译负责交传。近年来随着中国外交部翻译室（现改称翻译司）同传力量和中国财力的增长，又改为由中方派来两名翻译负责中译英同传，我们联合国方面则通过“接力”等方式，负责外翻中（英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中文）和将英文转译成西文和阿文。

10月3日，钱部长还和新加坡外长黄根城在联合国签署了中新两国建交联合公报。直至新冠疫情之前的2019年联大峰会，后来的历任中国外长和现在的王毅国务委员每年都充分利用处于联合国心脏部位——安理会旁边的不结盟运动磋商室，以此作为中心舞台积极主动开展双边外交。近年也开始使用早已迁往东35街的常驻代表团馆舍开展部分活动。

1990年钱其琛外长（左二）在联合国不结盟运动磋商室会见爱尔兰外长，陈峰（左一）担任翻译，左三为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金永健大使（后于1996-2001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右三为后于2007-2012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沙祖康（新华社图片）

亲历推动中韩建交的外长会晤

1990年第45届联大期间，中国双边外交活动的最大收获是启动了中韩两国建交的进程，而且是计划外的。9月底一天晚上，我随同钱部长前往当时每逢联大都有数十个国家元首、首脑、外长及其代表团下榻、位于纽约中城花园大道的华尔道夫饭店（Waldorf Astoria），出席为十五国外长举行的环太平洋外长晚餐会，实为在繁忙的联大活动当中增加的一场边会，各国外长都就加强环太平洋国家合作轮流发言。参会人数和级别都限制得很紧，每国只限外长一人，连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级）都不得进入，五名翻译除外（记得有日语、越南语、西班牙语、中文等）。在此过程中，我有幸参加了一次意外的重要双边活动。

我陪同钱部长提前抵达华尔道夫饭店后，正在会场外面的大厅等待，这时另一位与会嘉宾主动前来问好并自我介绍说，他是大韩民国外长李相玉。寒暄两句之后，他就单刀直入地说：“我们想跟贵国建立外交关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久经沙场、处事不惊的钱其琛问道：“那与台湾的关系问题你们考虑过啰？”对方答道：“是的，我国政府经认真研究后，决定会跟台湾断交。”随后，两人进入会场，在环形餐桌左侧相依坐下，我则坐在两位外长中间靠后的地方翻译。在整整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晚餐会上，两位外长主要就建交问题继续细声交谈，我则竖着耳朵听，再压低声音咬耳朵进行翻译。由于两国之间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在这种多边外交的闭门会议进行这种重要的双边接触，讨论保密度极高的问题，是再合适不过的公开场合了。

由于我是唯一陪同者，这次的会谈记录和发回国内的电报只能由我撰写。钱部长在会后仔细给我叮嘱和指示。于是，当晚约十一点回到常驻代表团当时在林肯中心旁西65街的驻地后，我就立即起草发电报稿。好在我此前有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先后担任三位大使翻译兼秘书（在冀朝铸大使到任后任特别助理）的培养和历练，到半夜两点终于完成了任务。

跟中国当时做法不一样的是，西方国家在餐桌旁多不给翻译安排就餐的座位。我撰写完电报稿才有时间吃饭，但这时厨师早已进入梦乡。好在我们代表团每人发有两碗方便面，我就用半温不热的开水冲了一碗，吃起来觉得还是挺香的。主要不是因为肚子饿了——我一天不吃饭也不会觉得饿——而是为那天目睹和参加了一件突如其来的外交大事而感到兴奋。而就在那一天，我总共做了13场翻译，可以说是充实得不能再充实了！

第二天八点起来，我去机要室看了一下：电报稿已由早上六点多就起床的李道豫大使批改后发回国内了。

10月初，钱部长结束在联大的一系列多边和双边外交活动之后，带着秘书沈国放和各位司领导一干人先期回国，国际司和条法司的代表团成员则要留下来一两个月参加联大六个主要委员会及其他机构的会议。我则按惯例留在代表团新闻组一个半月，先后跟正在交接的团内常驻翻译张援远和王铁利一道为李道豫、金永健和俞孟嘉三位大使在联合国各机构和委员会的发言提供英文笔译。

1991年初，中韩启动了建交正式谈判，这也为同年9月17日韩朝两国同时进入联合国提供了有利条件。1992年，中韩两国在钓鱼台国宾馆签署了建交公报。多年后回想起来，假如中韩之间后来长期仍未建交，2006年科菲·安南秘书长第二个任期届满之前轮到亚洲推选接任他的秘书长，在安理会表决时花落谁家，那就难说了。这是后话。

钱其琛在1988-1998年任外长期间四处出击，共与密克罗尼西亚、沙特阿拉伯、新加坡、马绍尔群岛、大韩民国、以色列、南非等2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印尼复交。他利用联合国这个多边舞台折冲樽俎，为扩大中国的双边外交活动开辟了新天地，有力发挥和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充分利用联合国的多边舞台大力发展双边外交这项创举也表现出这位令人敬佩的卓越外交家的过人之处。

世纪宝鼎赠送仪式为秘书长翻译

1995年，我作为口译亲历了中国在联合国开展的又一重要外交活动，只不过这次的身份是联合国员工。1995年是联合国成立50周年。江泽民主席当年10月参加第50届联大纪念活动时，带来一尊专门铸造的宝鼎，作为中国人民送给联合国的一件意义非凡的礼物。10月21日，江主席一行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后就直接到联合国总部举行赠送揭幕仪式，我有幸被委派担任加利秘书长的翻译，江主席的随身翻译则是原来在外交部翻译室曾由我参与提供培训的邹宜军。我对江主席还是相当熟悉的：当年他从上海调到北京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在中南海接见美中友好协会前会长佩斯塔纳时，我就开始为他做翻译了，之后参加过多次活动，从他会见英国首相特使柯利达，到接见为北京亚运会捐赠程控电话的加拿大北方公司董事长，到接见和设宴招待访华的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

江泽民主席在揭幕仪式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赠送“世纪宝鼎”，蕴含着素称礼仪之邦的中国12亿人民对联合国实现其崇高使命的良好祝愿。加利秘书长在致答词时说，鼎在中国历史上象征着稳定、安宁与和平，联合国正是为了这些目标而创立的，这尊巨鼎在我们这里将会有宾至如归之感。

世纪宝鼎重1.5吨，高2.1米，象征即将来临到的21世纪。三足鼎立，两耳高耸，四周以商周饕餮纹饰，兽面辟邪，云纹填底。座高50厘米，象征联合国成立50周年。上面的56条夔龙代表中国的56个民族，皆为龙的传人。鼎圆禁方，恰到好处地彰显了中国天圆地方的哲学理念。鼎内铸有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用金文撰写的铭文：“铸赠世纪宝鼎，庆贺联合国五十华诞”。鼎禁前篆有金文鼎名署名：“世纪宝鼎”。

中国1995年赠送给联合国的世纪宝鼎（陈峰摄）

这次活动还出现一个小插曲。赠送仪式在平常游客排队等待的一层公共大厅里举行，破例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原国际司司长秦华孙大使用英文主持。在江主席致辞之后，秦大使宣布邀请加利秘书长讲话，但紧张之中将“布特罗斯”多念了一次。这本来无伤大雅，也并不引人注意。谁知秘书长的姓名全称的英文是Boutros Boutros-Ghali（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其中Boutros既作为名字，又作为姓氏的一部分出现两次。而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个Boutros，就成了出现三次，当然就显得比较突出了。恰巧碰上美国一家主要电视台对加利秘书长的名字不甚了了，以为是连续误读了两次，到年底时将此放在当年年底电视Bloopers娱乐节目中播出。虽弄巧成拙，但也歪打正着，反而增加了世纪宝鼎的宣传度。

自1995年起，世纪宝鼎就一直屹立在纽约东河畔的联合国北草坪玫瑰园旁，经历了疾风暴雨，度过了26个春秋，与联合国39层大楼一起迎接每天从东面冉冉升起的太阳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游客，与日同辉，展示中华民族古老而不朽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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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送给联合国的礼物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国民党政府之前赠送给联合国的礼物——孙中山手书的《礼运·大同篇》石碑和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哥溥儒（溥心畬）的画作——均被撤走。取而代之的是1974年新中国政府赠送的成昆铁路象牙雕（现已被撤走）和长城挂毯。表现居庸关长城雄姿的这幅挂毯用248种色纱织成，宽10米、高5米，挂在会议楼北代表休息厅的显著位置。在其附近，能看到2015年中国赠送的和平尊。和平尊为铜制，以景泰蓝工艺纯手工制成。尊体以“中国红”为主色调，饰有饕餮纹、宝相花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辅以丝绸之路和农耕狩猎等元素。在正对着联大会堂入口的中国厅，两侧墙上有中国画家王林旭的作品——《共同的家园》和《互动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