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回忆录（机构板块1）——开发署

我和哈萨克斯坦的不解之缘

作者：徐浩良（徐浩良，1994年至今在联合国开发署工作，现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

2021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这50年中，中国和整个世界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1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118美元。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是10 500美元。尽管中国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不断上升。

回顾自己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作的28年，多年前经历的许多事记忆犹新。它们既代表了开发署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出的一些小小贡献，也反映了一个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职员在历史变革中独有的经历。

我1993年起在开发署做实习生，1994年获得了一个短期合同。在努力寻找机会的过程中，我让许多同事知道我在寻找工作。1995年初，我接到一个人事处负责初级项目官员（JPO）招聘工作的同事打来的电话，告诉我有一个荷兰政府资助的JPO职位，在哈萨克斯坦，需要懂俄语，问我是否愿意考虑。当时正值冷战结束不久，发达国家期待收获冷战结束的红利，开始大量减少官方发展援助（ODA）。这意味着开发署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也很难在开发署找到长期的工作机会。在此情况下，我“欣然”接受了邀请，踏上了我第一个充满未知的国别办公室之旅。

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以后，1995年的哈萨克斯坦正处于国家独立的初期和发展的低谷。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供应链和社会保障体系都已解体，新的制度还未建立。尽管国家石油储藏丰富，但石油领域的投资才刚刚起步，石油的大量出口尚未开始，国家财政相当困难，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哈萨克斯坦需要一切对发展改革有帮助的国际援助。这给前不久刚在阿拉木图建立的开发署办公室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给我这个在发展领域还没有什么实践经验的JPO提供了摸爬滚打、在实践中成长的大好天地。当时办公室人手短缺，没有人手把手地指导，唯一的办法就是边干边学。在短短的时间内，我接触了解了许多新知识，从支持中小企业到改造大型矿厂，从学习项目管理手册到建立办公室的项目管理体系。尽管只是一个JPO，我很快就在一些领域独当一面，责任已包含与政府高级官员协商合作项目，与援助提供国使馆或发展机构就项目资金和执行进行谈判，到项目执行地点检查项目实施的情况及陪同一个部长级代表团到维也纳工发组织的总部研讨学习。

记得有一次去一个需要转型改造的铁矿厂出差。当时正是冬天，外面摄氏零下几十度，冰天雪地，宿舍里没有暖气，更没有餐馆去买吃的东西。吃饭时，大家就把自己带的食品凑到一起。香肠、面包、腌制的蘑菇，加上伏特加就是我们的晚餐。条件虽然艰苦，但锻炼人。

还记得有一次收到一份秘书长关于内陆国家报告的草稿，要求我们就有关章节提供建议，这个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很快意识到，作为一个小小的JPO，我竟可以为秘书长给联大的报告提供相关章节。于是不敢怠慢，认真起草了几段文字发给总部。当我后来看到文件终稿，知道其中包含着自己的一份贡献，心里着实激动了一番。

在哈萨克斯坦最值得纪念的一个项目莫过于与政府合作，讨论制定哈萨克斯坦的2030战略规划。1997年初，哈萨克斯坦的社会经济情况趋于稳定，政府重点转移到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哈萨克斯坦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决定把首都从阿拉木图迁至阿斯塔纳（今努尔苏丹）并制订国家2030战略规划，为国家长期稳定发展制订目标。总理府邀请开发署参与讨论，帮助出谋划策。我们很快准备了一份项目文件并提供了一部分项目资金。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哈萨克斯坦寻找对该国的发展有借鉴作用的国际经验并提供资深的国际专家。根据哈萨克斯坦对一些亚洲国家发展途径的认同和它们经验的兴趣，经过与哈方多次商讨和沟通，我们最终邀请了来自马来西亚、韩国及中国的专家，以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来阿拉木图与哈萨克斯坦政府官员和专家共同商讨制订该国的发展规划。这些专家们带来了本国过去二三十年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重点和发展蓝图献计献策。中国专家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智囊团，包括已经过世的系统工程和发展战略专家王慧炯，现在清华任教的发展规划专家李善同和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997年年中，在这个2030规划项目正在进行的过程中，我离任哈萨克斯坦回纽约总部工作。1997年10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正式发布了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规划，在7个领域为国家的中长期发展制订了明确目标。这些领域包括了哈萨克斯坦的外交政策、能源安全政策及关系老百姓福祉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这个规划成了该国独立建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政策基石。

当我2007年回到哈萨克斯坦担任联合国常驻哈萨克斯坦协调员暨开发署常驻哈萨克斯坦代表时，哈萨克斯坦发展势头良好，人民生活大大改善。2007年10月，哈萨克斯坦政府组织大型会议，纪念2030战略规划制订10周年。我在总统致辞后发言，心情也特别激动，因为我毕竟是亲自参加了这个战略规划的制订过程。

2007年徐浩良递交秘书长任命书后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合影（图片由作者提供）

2007年的开发署却面临着关于自身未来的重要决定。随着哈萨克斯坦的不断发展，我们每年能给哈萨克斯坦的预算不断下降。到我上任时，我们给哈萨克斯坦的核心资金已经下降到每年30万美元。这意味着传统的、依靠开发署提供资金搞项目的合作模式已不再适用。与哈萨克斯坦发展新型伙伴关系，让我们下一阶段的合作建立在比资金更有价值的基础上成了我的首要任务。

首先，我决定把我们仍然滞留在阿拉木图的国别办公室迁至已经建都十年的阿斯塔纳。在过去十年中，哈萨克斯坦政府曾多次提出希望所有在阿拉木图的大使馆和国际机构迁移到新首都去。由于种种原因，开发署办公室迟迟没有行动，对我们和政府的关系罩上了一层阴影。其次，我和同事们与不同的合作伙伴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讨论，研究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开发署如何对哈萨克斯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积极有效的推进作用。我提出的由双方共同出资，充分利用双方不同的优势进行合作的方案最终得到了总统的批示，开创了一个双方继续合作创新的新局面。另外，根据哈萨克斯坦希望把阿拉木图打造成中亚地区国际都市的愿望，我建议把联合国不同机构专注哈萨克斯坦发展的国别办公室搬到新的首都，但把联合国不同机构的局域办公室留在阿拉木图，把阿拉木图转型成联合国在中亚的地区中心。这一建议得到了哈方的大力支持，并积极为达到这个目标提供优惠条件。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在阿拉木图的联合国区域办公室从几个增加到了十几个。

2008年徐浩良在哈萨克斯坦视察项目（图片由作者提供）

2010年我快离任的一天，外交部官员通知我去一次，说有重要的事情。到那里后，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告诉我，经外交部推荐，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决定给我颁发二级友谊勋章，表彰我对哈萨克斯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照理说，我作为联合国工作人员，只是做了应该做的本职工作，按规定不应接受任何表彰。但拒绝接受会被认为非常没有礼貌。事后请示领导，同意我接受了这个特殊的荣誉。

从哈萨克斯坦离任后，我回到纽约总部担任开发署欧洲和独联体局副局长，有机会继续支持我们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即使在我担任助理秘书长和开发署亚太局局长后，几任哈萨克斯坦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一直对我优待有加，每当有什么重要活动，总是把我当作自己人，热情地邀请我参加。

尽管在过去10年中，哈萨克斯坦的经济随着世界石油价格的变化上下起伏，哈萨克斯坦始终不懈地追求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人类发展指数从2010年的0.764 （排世界第76位）稳步上升到2019年的0.825（排世界第51位）。2016年年底，哈萨克斯坦庆祝独立25周年，政府给一批在建国过程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个人颁发了纪念奖章，我也荣幸包括在内。

在联合国工作多年，在经历了多个工作岗位后，有许多类似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在工作中，我有幸见到了许多国家元首和高级官员，也有幸到发展工作的最前沿，与最普通的老百姓接触交流。不管在什么场合，我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联合国的国际公务员。与此同时，我也时刻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公民。我在工作中的一言一行不仅会影响我们合作伙伴对联合国的看法，也会影响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我始终觉得，如果把工作做好了，我不仅可以为联合国争光，也可以为中国人争光。不管世界怎么变化，祖国永远是我们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公民的坚强后盾。我们今天庆祝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50周年，我也祝愿这个后盾在今后50年越来越强大，为世界和平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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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ade: 2010s

2010年代：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3年8月，徐浩良被任命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作为联合国发展机构的开发署以及联合国系统的基金（如儿基会和人口基金）、专门机构（如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和其他实体（如妇女署）等在帮助各国实现无贫穷、零饥饿（见机构板块第7篇）、良好健康与福祉（见机构板块第5篇）、优质教育和性别平等（见机构板块第8篇）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17项目标载于联合国大会于2015年通过的纲领性文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其最经典的口号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