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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回忆录(机构板块2)——儿基会

我的儿基会故事、我的父亲和我的孩子

作者:吕薇(吕薇,1988年进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现任儿基会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副主任)


我想把这篇文章献给我的家人。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我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的一名国家官员做起,到如今任儿基会总部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副主任,而家人随我一起走遍了世界各地。


1983年,我毕业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成为了一名儿科医生。虽然二医的全科医学不如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出名,但儿科学是我们的强项。我之所以学儿科,是因为我的外祖母告诉我,她父亲曾是江苏省一名儿科医生,因此我想继承家族传统。


1988年,我在首都儿科研究所担任病毒学研究助理。那是一个安静炎热的下午,我正在家休产假,叶蓁蓁医生来访。作为中国当时为数不多的儿科医生之一,她问了我一个改变我一生的问题:是否有兴趣在北京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办事处工作两年,以支持计划免疫和妇幼保健院的工作。我有点不情愿,因为我当时正致力于柯萨奇B病毒引起的小儿心肌炎的病毒学研究,包括其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现今已知新冠病毒亦可引起小儿心肌炎——这是一个与当今世界息息相关的主题)。叶医生建议道:“你一直想提高英语,这是个机会。去几年再回来。”于是我把做研究用的病毒放在液氮罐中冷存起来。


一周后,我坐在了儿基会驻华办事处卫生项目负责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罗伯特·帕克博士和驻华代表曼祖尔·艾哈迈德博士的面前。由于父母曾在中国当传教士,帕克博士生在北京,长在中国,喜爱中国文化,中文说得也很好。我唯一记得的是他们让我用英语读了一篇关于免疫的论文。

我管理的第一个项目是免疫接种计划。1980年代末中国的发展刚刚起步,大家对西方的经验都很感兴趣,儿基会在妇幼保健交流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儿基会支持建立中央冷库和冷藏车等重点项目,通过国家和省级冷链将疫苗运送到各市。联合国系统在中国运作的早期阶段,国家工作人员是重要的沟通桥梁。我们帮助双方建立了信任和文化理解,并根据本地情况调整国际最优方法。这份工作还给了我特别的差旅机会认识自己的祖国。我喜欢旅行,当年旅行在中国还不普遍,我却有幸踏足过诗中吟诵的桂林和成都,书里读到的黄山与泰山,以及云南丽江等边远地区。

我第一次因公出国是在1989年,当时儿基会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市组织了一次关于哨点监测和流行病学的培训。培训开始的那个星期一我进入教室,坐在了门口一个空位上。我旁边坐着的是罗杰·皮尔森(Roger Pearson),一个善良的英国人。后来他成为了我的先生。为了参加培训,我不得不把一岁半的女儿留给父亲照顾。培训结束后回到家中,我才知道女儿发烧了。父亲曾多次带她去看医生,压力很大。我的父亲是一个最普通的中国人。他出生在江苏徐州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14岁参军,在部队当过教员,转业后定居北京。他和母亲生下了我和弟弟。母亲去世时只有59岁,我父亲坚强地一个人走完他的后半生。我永远感谢我的家人支持我在儿基会的事业。


1990年吕薇父亲(左)和大女儿濛濛(照片由作者提供)


我于1992年加入儿基会驻巴基斯坦办事处,在旁遮普省办公室担任健康和营养计划官员,成为从中国征聘的首批国际职员之一。我走遍了旁遮普省的每个地区,开展免疫接种、食盐碘化和妇幼保健计划。1992到1996年,三十出头的我将自己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巴基斯坦的妇幼保健和基础医疗事业。我和家人住在拉合尔市中心古尔贝格的一间出租屋里。夏天很热,即使开着空调,室内温度也在30摄氏度以上。我买了一辆丰田Starlet供日常使用,我们在当地的司机ChaCha jee每天送我女儿去拉合尔美国学校上学,然后送我去办公室。此时我父亲已经退休,来到拉合尔和我们一起生活。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我对拉合尔的记忆是放风筝的季节,五颜六色的风筝挂满了天空。我父亲通常毎天花几个小时在屋顶上放风筝,并与其他风筝展开“空战”。我会端着一杯茶看着他。2018年父亲病重,我从纽约飞到北京。他说的最后一件事是他喜欢和我们一起在巴基斯坦度过的时光。“你母亲去世后,我经常失眠。到巴基斯坦后不再失眠,因为和你住在一起我心里很踏实。”2021年3月,我又去了趟拉合尔。遗憾的是我们以前租的房子已被一栋四层的商业建筑所取代,曾经种在我们前庭花园的可爱芒果树也不见了。


1996至2001年间,我住在尼泊尔。我嫁给了多年前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遇到的罗杰·皮尔森。他当时在儿基会南亚区域办事处(ROSA)工作,担任监测和评估专家。女儿和继子彼得就读于加德满都英国学校。与拉合尔相比,加德满都更安静。儿基会在加德满都有两个办事处:ROSA和尼泊尔国家办事处。国家办事处位于帕坦;ROSA办事处则靠近泰米尔,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秘书处旁。我在研究机构CIETinternational 担任研究助理。我也开始在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攻读我的第二个硕士学位——公共卫生,这是全球最早的远程学习硕士课程之一。1998年夏天,在我们回籍假期间,我亲自在伦敦办理了入学手续,而寄书需要通过加德满都的英国文化协会。在尼泊尔没有全职工作的那几年对我继续深造和教育孩子非常重要。在学习的同时,我们也积极享受生活。网球、徒步旅行和激流漂流等户外活动在尼泊尔非常流行。我们开着一辆红色的路虎去了很多国家公园。父亲跟着我们在尼泊尔住了几年。去蓝毗尼看佛祖诞生地时,他非常高兴。

2001年我们全家从尼泊尔搬到内罗毕。我们立刻爱上了非洲的树木、音乐、蔬菜和水果。我很惊讶内罗毕从超市到小商铺都主要由印度人经营。初到内罗毕,我用不流利的乌尔都语和尼泊尔语与这些商贩沟通也算顺畅。在内罗毕第一次购物去了沙丽中心(Sarit Center),这是当时城里最新、最大的购物中心。里面的便利设施、艺术商店、美食广场、书店、电影院和最引人注目的现代化健身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我父亲仍和我们住在一起,很喜欢每周的沙丽中心购物之行。他用一个小记事本记录开支,称之为豆腐帐,至今我还常常翻看他的手记。看着看着,父亲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耳边了。我和罗杰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瑞龙和安吉。他们俩在非洲出生长大,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上幼儿园和小学,结识了很多朋友。后来虽然人在美国上大学,但心留在了非洲。这也是我的感受。


我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了大半生。我们全家现在最常讨论的话题就是世界之大,何处是家?中国在血液里,世界在脚下,孩子们的羽翼日渐丰满,找到答案太难了。


2018年吕薇在海地与一名出生低体重儿(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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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基会出差:有笑有泪有趣有意义

作者:彭婧


“你回来啦?……下次什么时候走呢?”2014-2017年我在儿基会工作期间,这份简单亲切的问候,是我在偶遇纽约同事时最常听到的口头禅。那时我出差是常态。有幸从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加入到联合国大家庭,我先后在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总部工作。从外部审计到内部审计,无数大会小会通宵工作塞满行程。在这期间,我非常荣幸地参与编写了十几页到几百页的审计报告。报告始于人在总部的远程分析,成形于实地的就地取证。感恩因此可于白驹过隙间对出差地点的人文窥见一二,有趣有意义。


1986年中国送给儿基会的丝毯《和平与春天》,由常沙娜等设计,位于儿基会大楼13层的会议室内(彭婧摄)


了解风土人情

第一次到非洲出差,我来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国中之国——莱索托。我的酒店房间是一间圆滚滚的独立草屋,屋顶铺满草梗,房间门可以只开上半部分,像开了扇小窗。上下班途中,我好奇地发现公路两旁的男女老少披着五彩斑斓的毛毯。司机介绍,毛毯是该国国宝级骄傲,无论寒冬凛凛还是夏日炎炎都那么受欢迎。行走的“毛毯们”竟然有头顶大罐子的绝活,而大罐子据说能重及他们自身体重的60%。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莱索托人周末的日常,竟然不是参加葬礼就是参加婚礼。我沉痛地了解到,作为世界上艾滋病最为泛滥的国家之一,莱索托国民的平均年龄竟然不过四十多岁。伤感不影响莱索托风景对我的震撼,冰川山峦环绕此起彼伏非常壮观。当地同事介绍道,莱索托的别称是山的国度,而其丰富的冰川资源已经跻身南非饮用水源之一,成为当地重要的财政收入。该国的美景不止如此,作为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国家之一,这里夜晚的星空美得让我震惊,让我错以为硕大闪耀的星星近在咫尺伸手可及。


采用防蚊攻略

出差要少被生病耽误,那防蚊也是家常便饭。在我出差的区域里蚊子可能传播的疾病有寨卡病毒、登革热、黄热病、疟疾等等。在疟疾重灾区尼日利亚,我遇到手挑防蚊灯,身穿“蚊帐”连体衣的日本游客。经我细心观察,这连体衣从帽子到鞋子没有一点破绽,离开尼日利亚后,我赶紧买了全套备用。防蚊最简单省事的一个方法是点蚊香或插电蚊器。有意思的是,不同国家的蚊香或电蚊器对别国的蚊子不一定管用,至少我发现意大利的电蚊器赶不走尼日利亚的大蚊子。而我最最实用的防蚊攻略,就算长衣长裤袜子包脚鞋和围脖丝巾啦。喷衣服的防蚊液也相当好用!只要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先用这种防蚊液喷好,挂进密闭衣柜一夜即可。我听说古老的火烧艾叶防蚊法,便买了好些艾条随身携带,但鉴于酒店的防火防烟装置,还没有实践过。最后,我推荐电蚊拍和便携式蚊帐帐篷。试想在没蚊帐的酒店房间里,如果电蚊拍也消灭不了那几只赶不走的蚊子,那把帐篷在床上打开躲进去,至少能换一夜安心。


谨记“病从口入”

由于出差任务很重,不敢被生病打针耽误,我谨记老祖宗教诲“病从口入”,和儿基会医护磋商出几条金科玉律:内陆国家的海产品尽量少吃,以免当地可能有断电问题导致海产品即使被冷藏也难保新鲜;已被剥开的鸡蛋和水果也尽量别吃,以免它们已被细菌感染,特别是某些当地人已经免疫的细菌,特爱欺负外来人员;而饮用水建议使用瓶装水。不仅如此,不在自己面前打开的任何瓶装饮品都不建议引用,以免被以次充好。到塞内加尔长达两个月的出差中,为防止疟疾我携带了珍贵的青蒿素药物。青蒿素对疟疾治疗有特效,已经拯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青蒿素的研究人屠呦呦于2015年获得医学界最高荣誉诺贝尔奖。咱们老祖宗的方子也特别受到非洲同事的欢迎。我随身携带的清凉油、藿香正气丸、板蓝根冲剂、夏桑菊冲剂、黄莲素等都被迅速抢空。


品尝各国美食

出差增长了我的各地见闻。在尼日利亚儿基会食堂里,我尝到了尼日利亚辣木籽。这种高钙高蛋白的食物除了有点偏辣,口感类似鱼籽。而在塞内加尔儿基会食堂里,我尝到了心心念念的猴面包树果汁。它色泽米白、酸甜可口,所含的维他命C据说是橘子的6倍,钙含量比菠菜多50%,据称还有缓解疟疾的奇效。在埃塞俄比亚儿基会食堂里,我品尝了著名的埃塞咖啡、大大薄薄的苔麸制成的英吉拉(Injera)和世界著名的白蜂蜜。


2016年彭婧(左二)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成立70周年活动期间(照片由作者提供)


“你回来啦?”“下次什么时候走呢?”这份简单亲切的问候,让我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纽约总部工作期间倍感温暖。审计十年,弹指一挥间,有笑有泪,有趣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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