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回忆录（机构板块5）——世卫组织

风雨兼程

作者：王晓军（王晓军，2005年加入联合国系统，现任职于世卫组织菲律宾国家办公室）

自2005年开启在联合国的职业生涯，16年过去了。16年的征程，有起有伏，有风有雨。

启航

16年前的夏天，作为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短期顾问，我去了巴基斯坦，对消灭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工作提供技术支持。从专业角度，这是自己熟悉的领域；但在一个完全陌生、文化传统差异巨大的国度，一切都得重新学习。一位来自埃及的同事后来告诉我，当一大群男同事第一次看到我——一个来自中国的、看起来柔和、青春的女同事，他们不禁耳语并预言，“不出三个月，这位女士就会哭着回去”。

我在巴基斯坦的工作包括开展大规模疫苗免疫接种活动以及调查、追踪、主动搜索疑似病例。我负责两个地区，每个地区300万人，其中一个是全国小儿麻痹症最高危的四个地区之一。根据联合国的安全评估，我负责的两个地区都不适合居住，所以我只能住在其他地区。大部分时间我工作在现场，每天驱车行程200多公里，走村串户。有意思的是，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迎头遇到三个好奇的问题，“你成家了吗？”，“你有小孩吗？”，“你信仰什么宗教？”。每次我都能感觉到他们疑惑的问号在我的后背爬行，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而作为一个公共卫生工作者，这是我最接地气的一段宝贵经历，而且是在一片完全迥异的土壤上。

2006年王晓军在巴基斯坦开展督导小儿麻痹症疫苗接种活动并开展小儿麻痹症疑似病例调查（作者供图）

各种考验，潮起潮落。作为女性在巴基斯坦工作，远不是一件易事。随时随地被一群大胡子男人围绕着，而有时要斗智斗勇；不仅要晓之于理、动之于情，而且也要不时地证明一下威慑力。记忆深刻的是和一位当地医生周旋的经历。这位医生开着自己的私人诊所；同时在小儿麻痹症疫苗免疫接种活动中作为督察员，保证所负责地区疫苗接种活动的开展质量。我的工作内容之一是确保所有督察员尽职尽责地开展工作；而我发现这位医生有时不在现场工作。一天早晨，我直奔这位医生的私人诊所，在我进院子大门的时候，看到诊所内几个身影晃动；等我进了诊所，只有一个助手在那里，不见医生。助手连忙解释，医生不在诊所，去现场督导免疫接种活动。我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诊所静坐了半个小时，安静地凝视着诊所门帘。诊所内空气凝结，门帘后躁动不安。半小时后，我起身，留下一句话：“我会随时拜访这里”。当天晚上，在汇报讨论会议前，我走向那位医生，笑着说，“我可以看看你的鞋吗？”。他以及周围那些大胡子督察员们当场呆住。我缓缓地问：“想听听你们的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督察员鞋上的尘土来判定现场工作时间？”那位医生满脸通红，目光中充满了愤怒。从此以后，这些大胡子现场督导员们知道了我会随时出现在他们按计划应该督导的地方或他们的诊所或办公室，或者会盯着他们的鞋子看，或者静坐。似乎，对于他们来说，无声中漫起的压力，比高声大喊更有穿透力。我们之间“无硝烟”的较量，对于双方都是一堂好课，让我们双方都重新感知不同文化、不同性别的冲击。对于他们，是一堂有关女性不代表软弱的大课；对于我，一个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环境中长大的中国女性，直接感受了不同文化中女性的定位。

我还一直记得一次入户调查儿童疫苗接种情况，作为女士的我可以进到院子里，但男司机不行。于是，在5-6米的距离内出现了戏剧性的接力赛一幕。女主人站在院子深处的土坯房子门外，我站在院子中间，男主人站在院子大门内，我的司机站在大门外。我每问一个问题，门外我的司机翻译给门内的丈夫，丈夫再问妻子，妻子回答后丈夫说给门外的司机，最后门外的司机再大声地翻译给站在院子中的我。无论再过多少年，我相信这一幕都会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也有很多时候，我去现场工作，司机刚一停车，还没等我下车，就有大人小孩儿围过来，隔着车窗看进来。而每次去吃饭，形单影只的我坐在饭店中，会成为倍受关注的一道风景线。

当然，同事的预言被攻破。三个月后我没有哭着跑回去，而是笑着继续在和大胡子们一起又合作又较量地工作了一年。在巴期间，我也深刻地体会到巴基斯坦普通老百姓对中国、对中国人的深厚情谊。在走村串户中，我常常被邀请喝加了很多糖的当地奶茶。不同的人，说着同样的话：“我们这里‘中国人’和‘糖’是发一样的音”。

远航

离开巴基斯坦之后一个月，作为世卫组织的短期顾问，2006年夏天我去了位于南太平洋的斐济，支持南太平洋地区21个国家地区的扩大免疫规划工作。21个国家地区，人口从50人到80多万，您没有看错，50，不是50万。从人口大国去了人口最少的国家地区，这个跨度有点大，以至于最初的两个月我看任何技术报告，都会不由自主地核实是不是少了零。去斐济之前，有同事提醒我，在南太平洋工作，需要和巴基斯坦完全不同的沟通、工作方式。斐济主要由当地土著（51%）和印度人后裔（44%）构成。1875年，麻疹首次降临斐济，夺走了将近1/3人口的生命。随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招募契约工来斐济种植甘蔗，很多人最终选择留在这里。

浩瀚的海洋、美丽的沙滩、独特的历史、文化、宗教，悠悠然的生活节奏，又是一次全新的学习。在南太平洋工作时，常驻斐济；但常出差到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基里巴斯、萨摩亚，也去过库克群岛、汤加、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图瓦卢以及瑙鲁。遗憾的是，没有去过美丽、发达的法属新喀里多尼亚。这和我的工作性质有关，去的地方常常是卫生系统相对薄弱或疾病爆发的地方。在这里，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天苍苍、海茫茫。很多次，出差到其他南太平洋国家，走在空无一人的海边，面对浩瀚的大海，不由想起了那首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2010年3月离开那里之后，才逐渐意识到海岛生活的馈赠。那是一个让我深刻体会到孤独并使我慢下来的地方；也是一个让自己经历内心成长、禅悟快乐的人生驿站。

2010年4月到2019年3月的九年间，我先后在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的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办公室和位于泰国曼谷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办公室任职。在不同国际组织工作的机会，丰富了我的视野，也获得多方位的锻炼机会，以及更深入且多方位地了解了联合国体系，包括使命、理念、组织机构、管理系统等。在这九年中，主要的工作包括支持世卫组织和儿基会国家办公室预防以及应对疫苗可预防疾病（譬如麻疹和小儿麻痹症）的爆发以及加强扩大免疫规划体系建设。期间频繁出差到柬埔寨、老挝、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朝鲜、东帝汶，走访了很多城市贫民窟以及边远贫困地区。

2019年王晓军（右二）在安全状况不佳的棉兰老岛调查小儿麻痹症病例，政府派军人提供安全保障（作者供图）

每一次可预防传染性疾病的爆发，揭示的都不仅仅是公共卫生问题；更折射出社会公平甚至更深层次的顽疾。每一次面对疾病的爆发，每一次与贫困家庭的直接接触，都是一次心灵的触动。那些被麻疹折磨的孩子的急促呼吸，那些被小儿麻痹症沉重打击的家庭，那些城市贫民窟里触目惊心的卫生状况，那些卫生服务无法有效覆盖的地区的荒凉，让我无法平静，更加意识到作为联合国大家庭的一员以及作为公共卫生工作者的责任，也更强烈地希望依托自己的专业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的工作与可持续发展目标3密切相关。该目标有关全人类的健康和福祉，旨在促进卫生公平，普及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儿童疫苗预防接种。在过去四十年，全球通过广泛接种安全有效的疫苗，消灭了天花并有效地控制一些曾经肆虐的传染病，包括小儿麻痹症、白喉、麻疹、百日咳、破伤风等，使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继消灭天花之后，人类有望在不远的将来消灭第二个传染病，即小儿麻痹症。

为了更近距离地关注卫生公平问题，缩短与实施环节的距离，我于2019年3月转战到世卫组织菲律宾国家办公室。在两年半的时间里，经历了多起疾病的爆发应对，遇到很多挑战，尤其是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为保证基本卫生服务的持续性、尽快终结小儿麻痹症的爆发以及预防未来大规模麻疹爆发而开展的全国范围疫苗接种活动。在2020年10月，又遭遇系列强台风。很多时刻非常艰难，感觉几乎没有路可走。但只能咬牙坚持，想各种办法。最终，众志成城，在几乎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继续前行，完成了既定任务。这是一次意志的考验，心灵的洗礼，也是一次自我成长和蜕变。

归航

此时此刻，在新冠病例再次快速上升的履职国，盼望着、等待着回家探亲的日子。波及全球的大流行加之我的工作性质，使得回家的路变得很漫长。上次回家是两年前，待了10天，在医院陪护由于脑出血住院的父亲；然后又不得不在父亲住院期间离开，因为需要马上回到工作岗位带领团队应对复杂的传染病爆发疫情。离家时揪心的感觉，难以言述。

16载，供职于联合国，有很多阳光、欢笑的日子，也有不少含泪、起伏的时刻，更有太多个人的牺牲，尤其是对家庭、父母的亏欠。16年，一路走来，巴基斯坦，南太平洋诸岛，东南亚各国；拥抱不同的文化，了解多彩的风土人情，接触迥异的宗教；拓展了视野，润泽了心灵，深化了人生。

有朋友问，不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动荡吗？因为每隔几年就要去一个新的地方。

回望走过的路，其实每一次的停留与启程，都是一次生活充满爱意的安排；所以会满心欢喜地接受每一次迁移，即使常常需要时间去明白每一次变化的真正意义。在每一次变动中，都会有内心的成长，有智慧的积淀，引领着我找寻真正的自由，那种可以让思想和心灵无拘无束翱翔的自由。而宁静的快乐，也将自然来临，简单、纯净，宛若世界的初始。

16年，风雨兼程，初心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