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回忆录（机构板块6）——教科文组织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日子

作者：齐彦芬（齐彦芬，1991-201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工作）

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教科文组织是唯一业务涵盖教育科学文化的专门机构。在教科文组织总部花园里，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用6种语言写着教科文组织的使命：“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教科文组织的五大职能是：思想的实验室、标准的制定者、国际合作的推动者、信息交流中心和能力建设者。

教科文组织有五大业务部门：教育部门、自然科学部门、社会与人文科学部门、文化部门以及传播与信息部门。除此之外，还有对外关系与合作部门（简称外联部门）及非洲优先部门等。1991年起我在对外关系与合作部门任职，先在亚太处15年，后转到与国际组织合作处，直到2010年底退休。

告别酒会

巴黎的冬天没有严寒，气温都在零度以上。2010年12月16日星期四这一天，和煦的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由于12月31日是我退休之日，我们处里的两个同事亚妮娜和赛茜尔张罗为我组织一个小型告别酒会。办公室收拾得整整齐齐，两张长办公桌并在一起，上面铺上白色桌布，两头各摆了一瓶鲜花。上面摆放着不少法式下酒的小吃，还有一些诸如中国春卷及包子之类容易手拿的食物，是她们从附近的中餐馆买来的。饮品除矿泉水外，还有红酒和香槟。为了表现自己的文化特性，我专门穿了一件红底带素花的绸缎上衣。从着装上，仪态上，我想把自己还原成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感谢亚妮娜和赛茜尔，我都没想到她们还准备了一个小本本，放在一进门的桌子上，让每一个来宾在上面签到。赛茜尔告诉大家要用自己国家的语言为我写几句话，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子。

大家为和我话别而来，我热情地接待他们。在巴黎工作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已经入乡随俗了。对于一般同事，我和他们握手。对于比较熟悉的同事，我像法国人那样行吻礼，去吻客人左右两边面颊。对于关系密切的同事或朋友，则要吻四下，左右再来一次。大家边吃边聊，时间过了十几分钟，才等到负责我们部门的助理总干事。他向我颁发了博科娃总干事签署的奖状，上面写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齐彦芬女士为国际合作与和平做出的贡献表示深深的感谢”。这意味着我20年来在国际舞台上为促进国际合作，为和平做出的贡献得到了总干事的承认和表彰。接着处长、科长都发了言。我用法文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感情，感谢大家的合作。我取出法文诗，作为答谢词，激动地读了一遍。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同事们送给我一大簇各种鲜花，我很高兴。

酒会结束后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我照常从电梯下楼。我穿过底层长长的廊厅，这里是举办各种展览的地方，也是为一些活动的开幕式临时搭台以便总干事和会员国领导讲话的地方。展览厅的尽头，有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胡安·米罗创作的“太阳墙”和“月亮墙”，还有第二会议厅外墙上那幅毕加索为教科文组织绘制的巨幅墙画《伊卡洛斯的坠落》。毕加索的这幅画90平米大小，画中有大海沙滩和抽象的男女人体，中间画了一个头朝下坠落的骨架形象。我又望了望那个摆放在离小电梯不远的贾科梅蒂的著名雕塑《行走的人》，这是我每天上下楼都经过的艺术品。座雕上，那个瘦骨嶙峋而身材修长的男人在不停地艰难前行，无所畏惧，面对所有的挑战，迈向他未知的世界或梦想。它曾经给过我奋勇向前的力量，如今我将和它们告别了。

左上：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内毕加索创作的巨幅壁画《伊卡洛斯的坠落》（胡安摄）

右上：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内胡安·米罗创作的“月亮墙”（作者供图）

左下：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内胡安·米罗创作的“太阳墙”（作者供图）

右下：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内贾科梅蒂创作的雕塑《行走的人》（胡安摄）

出了大门就是封特努瓦（Fontenoy）广场。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门口的一侧围墙上刻着UNESCO的法文和英文全名，上面飘扬着浅蓝底色的联合国旗帜。这时已经华灯初上，高耸入云的艾菲尔铁塔灯光已经闪亮。我沿着路易十五时代建立的军事学院后墙往家走。我曾在9月法国的文化遗产日参观过军事学院。每天上下班，我还多次从封特努瓦广场看到军事学院内年轻军官们的操练和直升机的起降。往后看，是巴黎荣军院，又名巴黎伤残军人院，里面还有拿破仑墓。这座法兰西“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期的建筑本身发出淡淡的黄光，它发光的拱形楼顶耸入初夜的云里。我再一次深情地望着教科文组织围墙内花园草坪上竖起的为会员国开大会或执行局会议升旗准备的近200根旗杆。我在这个多元文化的联合国机构，践行教科文组织的宗旨，学会了与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们一起工作。做到谦虚谨慎，与人为善，秉承五湖四海的包容精神，同时注意学习不断提升自己。我赢得了同事们的好评，得到了总干事的赞赏。

有同事说，教科文组织就是一个小世界。我在这个小世界里经历了很多。我经历了1997年香港及1999年澳门的回归。回归前几个月，澳门最后一位总督葡萄牙人韦奇立来见了总干事，谈了他的感慨。澳门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准会员。我参加了著名演员巩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促进和平艺术家”的仪式（2000年）；我曾与来访的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握手；曾从办公室窗户看基辛格老人下车后一步步走向容纳千人的第一会议厅。我还在这个千人大会议厅里，聆听了反种族隔离斗士曼德拉在领取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乌弗埃-博瓦尼争取和平奖”时激动人心的讲话（1991年）。在楼下执行局开会的会议厅，我列席了缅甸的昂山素季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她的英国丈夫和儿子来教科文组织讲话的活动。20年弹指一挥间，在这里，我与同事们一起，加班加点赶急件，准时或提前完成办公厅下达的为总干事出访某会员国准备材料的任务。其中有欢乐也有泪水，在工作中也播下了友谊的种子。

任职亚太处

亚太处一个P-3级职位从三十多名竞选者中选择了我，总干事的任命从1991年3月1日开始，我的职务名称是联络官员，不像专业部门是项目官员。这天我去上班报到，见亚太处处长老挝人驽伊。他个头不高，皮肤黝黑，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他先介绍了亚太处的情况，然后又介绍了处里的每个同事，之后给我布置了工作任务。外联部门是在本组织内负责与各业务部门及其他行政单位沟通协调的综合部门，上面是总干事办公厅。当时的总干事是西班牙人费德里科·马约尔，任内曾几次访华。

地区处的主要工作是给总干事准备和提供会员国材料，包括国家政情及项目合作等。亚洲太平洋地区处有一名处长，两名官员，一个秘书，有时两个秘书。亚太处共有约45个会员国和准会员。处长分配给每个人几个国家，有时也有变化。我负责中国、朝鲜、蒙古、伊朗、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这跟我法语娴熟有关。另一个日本籍同事冈岛贞一郎（Okajima）负责日本和韩国及南太平洋岛国。处长驽伊离开后，贞一郎就晋升为亚太处处长了。我入职后，除了要熟悉自己负责的国家外，还每天准备新闻稿，然后经领导审阅后通过办公厅到总干事办公室。因为总干事必须时刻了解世界上尤其是会员国发生的大事，以便他及时做出反应。从9·11事件到每个国家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及到国家领导人的任命或逝世等等，无所不包。

除了为总干事出访和接见会员国大使及部长等人准备材料外，我们还负责起草总干事签署的贺电和唁电。如我曾为2008年印尼前总统苏哈托逝世起草过唁电，也在2003年西哈努克老国王与莫妮克王后的小儿子诺林达拉邦在巴黎病逝后，起草了总干事松浦晃一郎署名的致国王和王后的慰问信。教科文组织在一年两次的执行局会议开幕式上，一般要全体与会者向新近逝世的会员国国家领导人默哀，总干事致悼词。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我用法文起草了总干事向邓小平逝世缅怀致意的讲话。当然我起草的哀悼文章是要经过各级领导修改，最后得总干事本人同意才能定稿。

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我所在的外联部门是负责内部沟通协调的综合部门，负责政策上把关。来自各国的不同文化不同肤色的教科文组织项目官员并非都有相应的政治敏感性和政策原则。有一次，一个项目官员拟邀请台北市长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息传播类国际会议，这引起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警觉和注意。我马上给这个项目官员打了电话，讲了联合国大会1971年通过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教科文组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邀请台北市长就等于邀请台湾当局与会。他解释说，他是邀请该市长以专家名义出席会议的。我向处长贞一郎汇报了情况，处长同意我的意见。我又与这个同事联系，说服了他，他最后取消了对这个人的邀请。在教科文组织的出版物中，白纸黑字写着“中华民国”或者台湾字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去找处长商量。为了杜绝这类事故发生，处长让我起草了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通告，提醒各部门官员警惕，不能与台湾当局或台湾政府官员有任何联系，更不能与台湾当局搞合作项目。通告由负责外联部门的助理总干事萨亚德签署，发到每个官员手中。

陪同总干事访问柬埔寨

我在亚太处工作了七年后，我的联络官员职位从P-3升到P-4级。总干事出访会员国，一般都由处长陪同。上世纪末，处长冈岛贞一郎退休，处里的工作由P-5级的黄先生负责。黄先生是韩国外交部官员，是由韩国政府派来工作的“借调人员”，任期三或五年（具体期限我记不清了），期满后还回韩国外交部。这种模式有培养干部的目的。关于总干事出访会员国需要地区处官员陪同的事，在咨询了我们后，黄先生决定谁负责的国家谁去。从此每个官员都有了陪同总干事出访锻炼的机会。我作为总干事代表团成员，去过朝鲜、越南、柬埔寨、蒙古和中国。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要求“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柬埔寨的吴哥窟于1992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吴哥窟又称吴哥寺，是柬埔寨的印度教毗湿奴神庙，以建筑宏伟与浮雕细密闻名于世。吴哥古迹现存600多处，与我国长城、印度泰姬陵、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并称“东方四大奇迹”。

纽约联合国总部内柬埔寨2020年赠送的吴哥窟模型（肖沌摄）

2002年3月，我陪同松浦晃一郎总干事访问了越南和柬埔寨。我们从胡志明市转机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金边王宫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群。大门华丽，周围绕以黄墙，王宫内有20多座大小宫殿。各建筑大都是黄色尖顶，富有宗教色彩和古典气质。我顾不得去欣赏王宫的美，只是在礼宾官的引导下跟着往前走。我们被引进国王接待外宾的大殿里。西哈努克国王穿着红底金色长款外衣，头戴王冠，坐在雕琢精致的镶着金银装饰物的御座上，华贵而威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王宫里见到正在理政的国王！我曾在1970年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妮克公主参观北京大学时，亲眼见过他们。三十多年前的亲王风度翩翩，公主美貌而优雅，当今犹在。那时他们常常出现在中国的媒体和屏幕上。他们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在座谈会上，主要谈到吴哥遗址的保护问题。教科文组织方面希望改善柬埔寨的遗产保护和管理状况，对方表示接受并决定拆除遗迹区附近建的宾馆等等。

国王和王后邀请我们在王宫共进午餐，大家在已经安排好的座位上落座。王宫里的侍女谦卑地半跪在地毯上伺茶上菜。国王早已换上平日的服装，谈笑风生，气氛随着活跃起来。吃的是地道的法餐，其中鹅肝酱等食材是从法国运来的。总干事和国王聊天，谈到教科文组织与柬埔寨的合作，又提起王位继承一事。总干事试探地提到国王和王后的儿子西哈莫尼，我静静地听着，因为我认识这位王子，他在巴黎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多年了。国王笑了笑，表示西哈莫尼会是王位继承人。总干事向国王和王后介绍了我们三个随行人员。听说我是中国人，国王眼光投向了我。当着大家的面，他高度称赞中国的友谊和无私的帮助，说中国给他提供了北京的住所。他特别感谢中国在保护和修复吴哥古迹做出的重要贡献。他又更具体地说，是中国帮助他们修复了两座庙宇。我很高兴，转向王后说，“70年代你们到北京大学参观访问，我见到过你们”。我还说，“我不记得是1970年还是1971年”。王后回答是1970年。莫妮克王后还送给我一枚徽章。对于国王说的中国帮助修复的两座庙宇，后来我查了一下，是吴哥窟里的周萨神庙和茶胶寺。国王的谈笑风生，王后稳重庄矜的举止，优雅高贵的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2年齐彦芬（左）在金边王宫拜见西哈努克国王（作者供图）

在金边，我们参观了一所小学，所谓小学实际是水上的一个木屋。在三面敞开的大木屋里，挤满了不同年龄的孩子们，连书桌都没有。学生们把书包放一旁，席地而坐。一个老师同时给三个不同年级的孩子上课，嘈杂声可想而知。总干事又到首相府会谈，洪森首相表示要给教育增加财政拨款，发展教育改善学校条件。

访问柬埔寨结束，总干事感谢柬埔寨国王及官方的热情接待。文化部长帕花黛维公主送了总干事一个大号的吴哥雕塑，也送给我一个高约一米重约20公斤的13世纪石制高棉少女雕像。为了顺利出海关，公主还特意让文化部开了证明。这件宝贵的礼品，从金边经曼谷托运到巴黎，又从巴黎运回北京家中。它陪伴我已经近20年了。在巴黎时，一次我与法国朋友玛丽去巴黎集美博物馆参观，惊喜地发现了一件与帕花黛维公主送我的礼物一模一样的雕塑。这件雕塑激起我对慈善的老国王和优雅貌美的王后的回忆，以及对舞蹈家帕花黛维公主的回忆。2004年，西哈努克国王退位，在巴黎任职多年的柬埔寨常驻教科文组织代表诺罗敦·西哈莫尼王子继承王位。

我从教科文组织退休到今天，转眼十年多过去了。在教科文组织工作的二十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在教科文组织的这个复杂多变的小世界里，我学会了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带着中国文化的自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一起工作。在为国际社会服务中，在国际交往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坚定地坚持原则，保持定力。因为我一直不忘自己是中国人，我知道在我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